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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费尔南·布劳岱尔的话说，欧洲是时尚大陆。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发明一种新的衣着风格。”
16世纪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如是说，“在日本，穿着永远一样，一成不变。”
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展现出辉煌的多样性，在欧洲之外很少能找到对应，欧洲人庆祝想象的方式也一直推陈出新。
在这些想象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学者有他们的共同点。
想象是一切创意的开端，无论是《仲夏夜之梦》，还是用水果巧妙排列出的鲁道夫皇帝像，抑或是火星的椭圆轨道。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想象都出现在欧洲。
这个空间为阿尔钦博托、莎士比亚、开普勒和其他一些伟人以及无数小人物提供了实践想法的机会。
有时，科学天才和艺术天才就在同一人身上闪现，比如阿尔贝蒂和列奥纳多。
用日本文学家的话说，文艺复兴是一个分界模糊的“流动的世界”
。
中世纪盛期语言和书写的变化就是文艺复兴的发端，这些变化也被称为“话语革命”
。
布克哈特把它看作“个体的诞生”
，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内心世界主观性的对话。
早在12世纪，人们就越来越多地讨论世俗问题。
对谈成为“西方”
的标志之一，比如与印度教文化就可以形成鲜明对比。
在相互作用中，人们逐渐观察到市民文化的形成。
一开始是法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阶层都发表意见。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群体的前身，他们后来在文艺复兴的历史中和前工业化的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受过教育的、经济上强大的市民阶级，他们要求获得政治发言权，有时候也得偿所愿。
古代思想的催化作用——我们不能简单把它看作一种“起因”
——对于拉丁欧洲的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时。
希腊人留下的批判性对话技巧的确激发了持续的疑问和质疑，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但对于重大突破来说，拉丁欧洲驯服远古巨人的计划更是至关重要。
人们开始拆除古老的圣殿，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等伟人身上辨认出一些错误和矛盾。
事实上一些别的“潮流”
对此也有贡献：船长的亲身经历，观察和系统实验，超出亚历山大港水平的数学知识，还有很多地方蓬勃发展的爱国主义，这些都是竞争的结果。
与此同时，爱国主义也让人们燃起雄心壮志，誓要超越雅典和罗马。
许多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平民联盟在欧洲各国飞速蔓延，其他地方根本无法相比——这些联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是英国议会——它们也让实验、讨论和出版变得更容易，它们让人们有更多可能去思考“不纯洁的事物”
。
法国哲学家奥默·塔隆（OmerTalon，约1510—1562）精辟地指出“西方”
精神丰富的多样性，以及它对古代遗产肆无忌惮的挖掘：“如果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什么适合我、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就接受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花园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不会轻视它；如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一并带走；如果埃利亚的芝诺的商品比亚里士多德的更畅销，我就离开亚氏并献身于芝诺；如果哲学商店里的一切都空洞无用，我就不会买任何东西。”
造就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各种因素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
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变为现实，为创新提供无数机会，甚至民主思想也被接纳。
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提供了榜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西塞罗奠定了理论基础。
哲学话语对西方民主的起源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指出，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随后又补充说：“尽管主导人类行为的是利益，但通过思想建立的世界观经常是这条轨道上的扳道工。”
想想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Jay）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充满政治智慧的论文，这些文章帮助美国宪法和现代代议制民主铺平了道路——他们用“普布利乌斯”
的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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