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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承诺本是虚以应付，根本就没想到由谁统率三军来攻打桂系。
由于邵力子这有意地一问，他当即想到了和夫人李德全谈议韩复榘的事情。
时下机会到了，如果委派韩复榘统率三十万大军作壁上观，韩因失落兵权而苦闷的心即可得到慰藉。
所以，他未经和谋士相商就答道：“请能攻善守的晓将韩复榘任总指挥！”
但是，冯玉祥万万不曾想到：任命韩复榘为总指挥，竟然成了他一生的分界线！
蒋桂战局末开，胜负已定；冯玉祥后院起火，韩复架、石友三投蒋；为联阎反蒋，冯玉祥单刀赴会蒋介石，在得到冯玉祥的出兵承诺之后，于3月26日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
27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三全大会做出决定：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
同日，蒋介石正式对李宗仁、白崇禧所代表的桂系下达讨伐令。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桂系部队“一律改军为师，原第七军改为第十五师，由夏威任师长；原第十九军改为第十六师，由胡宗铎任师长；原第十八军改为第十七师，由陶钧任师长；原第十二军改为五十二师，由叶琪任师长。
另外还有两个师，那就是程汝怀的第五十五师和张义纯的第五十六师。
每师三旅，每旅三个团。
从兵力上说，南京实居于压倒的优势，当胡、陶、夏派兵入湘时，曾遭到白崇禧一顿臭骂，但已补救不及。
以后白又电令胡、陶、夏立即放弃湖北，全军撤入湖南，紧靠广西后方，以期进退自如。
但胡、陶舍不得湖北地盘，卒不接纳，坐失时机。
李宗仁在3月25日离上海前，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着委何健、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令在黄破至武穴之线布防待敌。
3月26日张华辅遵令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
由于夏威因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职，27日再令李明瑞以副司令代理司令……摆出一副与蒋决战的架势。
蒋介石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悄悄在桂系内部收买叛将。
他积近二十年兵戎相见的混战经验，深知任何地方派系之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
因此，他经常采用以派制派的办法从内部分化瓦解对手。
再者，他利用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更容易找到叛投者。
用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介石和谋士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选中了桂系将领李明瑞和俞作柏。
当事人程思远先生做了如下的记述：
李宗仁自西征讨唐到武汉以后，他标榜了“鄂人治鄂”
的方针，重用胡宗铎、陶钧两人，胡、陶两军依靠禁烟、榷运的收入，他们的官佐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而第七军官兵收入菲薄，生活艰苦，适成鲜明的对比。
该军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曾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向胡、陶算帐。
夏威不以为然，他说：“这笔帐不能算，要算也要等到德公（即李宗仁）回来再说。”
谁知时不我与，内部危机终于爆发了。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密约已经联络好的团长以上人员到汉口“太平洋饭店”
会面，相约一到前线，即采取行动，反对胡、陶……4月2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
当晚，李明瑞指挥他的本旅三团，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肢秘密集结，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移动，走了一个整夜，次日凌晨即到达平汉线上的花园、孝感一带。
起初只张贴一些反对胡、陶的标语，及移驻安陆，就公然张贴布告，反对李、白，拥护中央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韩复榘挥兵南下，会攻武汉，借以测试冯玉祥对蒋、桂之战的真实态度。
但是，韩复榘这位前敌总指挥必须秉承冯玉祥的旨意：此次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态度。
实际上诚如前文所述：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坐收撅利。
所以，韩复榘坐镇河南前线，无论是收到蒋介石进攻武汉的命令，还是收到桂系合兵驱蒋的求援电，他都含糊其词地答之，而部队依然在原地待命。
就说印制宣传品吧，他也遵照冯玉祥的命令．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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