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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
这样一种审美意识，伴随着中国美学在封建后期千余年中一直走向衰亡。
这是一幅以宗法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日趋老化的中国文化的夕阳晚照图。
步入中年之后便开始在自得其乐中安度晚年的中国美学，只是因为明中叶李贽对“童心”
的发现，才又有了一点返老还童的生机。
也许，在独尊儒术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只有李贽的“童心说”
才算得上真正的异端。
这一异端在明中叶的出现，有着自身历史的必然。
早在中唐，当佛教面临儒学的强大抵御，不得不向儒学低头、让步、妥协、靠拢时，一场变革也在儒学内部悄悄地进行。
中唐大儒韩愈就已表示出对禅宗的欣赏，其“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
无疑取法于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之旨[670]。
北宋程颢也公开对禅林制度表示折服，认为“三代威仪，尽在是矣”
[671]，于是开讲筵，建书院，成为宋明理学鸿儒们传道布教的重要方式。
儒佛两家在士大夫知识阶层打了一个平手之后，都把争取群众的重点移向广大平民阶层。
如果说朱晦庵的书院意味着儒学已从哲学家的书斋走进了哲学家的讲堂的话，那么陆象山的演讲则标志着儒学已走出了哲学家的书院，来到了吏民大众之中。
这正如佛教从寺院流入市井，其共同倾向是它们的平民化。
儒学与佛学的平民化，无疑与前述世俗地主之登上政治舞台有关。
这种倾向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得到了发展。
但直到明中叶以后，才因某些“准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和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大大地被高扬起来。
当程朱理学被统治者钦定为正统思想时，王阳明却发展了陆象山一派学说来与之抗衡。
王阳明的“致良知”
和“知行合一”
说较之程朱理学，无疑有更多的心理学意味和平民气息。
它与当时极为风行的市民文艺相呼应，形成了一股与儒学正统相左、带有近代人文色彩的启蒙思潮。
出生于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泉州的李贽，是这一启蒙思潮的思想先驱和理论中坚。
其书一焚再焚，其人终至屈死，其学说却轰动一时，“大江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
[672]。
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他的思想较之王学有更多的异端色彩，他不但“以心为本体”
[673]，而且这本体之“心”
也既不是禅宗之“佛性”
（佛心），又不是理学之“天理”
（道心），而是一己之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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