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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胡安国索隐出来的尊王攘夷的孔子真谛只是被人们有选择地接受了而已。
尽管所谓华夷之辨早已从血缘之别变作了文化之别——宋代方凤《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无间夷夏”
，之所以有夷夏之别，是性相近而习相远，只要具备了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夷狄之人也是大可为人尊敬的；胡安国《春秋传》则这样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
；陆九渊也一样激愤于南宋偏安之局，在讲授《春秋》的时候，就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
一事借古讽今，大谈“圣人贵中国、贱夷狄”
，但随后点明，这并非圣人对中国有所偏私，而是“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
夷狄虽然凭借武力侵陵中国，但圣人当初在《春秋》一书中历数蛮夷之楚国的灭国记录，正是深切地寄望于礼义中国之复兴。
就胡、陆两说联系时局，问题出现：夷狄之人如果也讲礼义了又该如何？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
北宋名相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称辽与西夏“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中国的文明优势人家应有尽有，而人家的劲兵骁将又为中国所不及，这样的夷狄已经远远不是上古的夷狄了。
元代的华夷问题更加趋向于以文化而非种族为标准，所谓“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
，天下自当有德者居之、有德者治之，而这个“有德者”
不一定非得是中国本土之人，而明初大儒宋濂《进元史表》径称元朝“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
，至于历代科举之比较，“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
。
如此则元明易代实为朝代更迭，而非驱逐鞑虏。
更有甚者，宋金对峙期间，在北方推行儒学仁政的金世宗大行儒家仁政，居然获得过“小尧舜”
的称号，那么，蒙元只要有了“父子之亲、君臣之义”
，不也就由夷变夏了么；反之，华夏若是消沉，也会堕落为列国之一，甚至成为夷狄。
但是，如果说元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层面上已经成功完成了由夷变夏的过程，于是得到了汉人知识分子的认可，但至少在谢枋得那个时代里事情恐怕还不是这样。
从欧阳修所修的《新五代史》的遭际上似乎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这部《新五代史》是以春秋笔法和尊王攘夷的主旨而著称的，入南宋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当时宋、金两国南北对峙，北方的金国明令废除《旧五代史》，只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南方的宋国正值理学盛行，也很推崇《新五代史》。
南北两方，一夏一夷，怎么可能在史观上如此不约而同？攘夷的思想难道就没有令金国感觉难堪吗？柴德赓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答案是：“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欧史，以为女真与契丹相类，提倡欧史，于女真没有什么好处。
原来照欧阳修的主张，即使‘夷狄’入于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作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因此，金章宗提倡欧史，有益无损。”
君臣之节，即范质的那个难题。
在易代之际，即便是以夏变夏，臣节也依然要守。
这问题到了清代，由陆世仪给出了一个方案：新朝当以学校安置前朝故老，敬之以师而非君之以臣。
这是一个两全的方案，毕竟“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
。
异族入主中原，总会遇到统治合法性论证的问题，旧有的春秋大义便难免遇到新的挑战，或被赋予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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