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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之推论中，对于第四点“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同样“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有”
，第三点也殊难确证，因为《吕氏春秋》对于商纣王继位的类似记载显然成于司马迁之前，第一点也属推测而无铁证，只有第二点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确从武帝之后，“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继承原则才真正以孔子思想这一光辉身份而大行其道，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
那么，对于史书读者而言，从中就可以读出两种真实，即“真实的事实”
和“真实的影响”
。
在《春秋》里恐怕很难找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个“真实的事实”
，但这并不妨碍经学家们把这“当作”
一种“真实的事实”
。
并非“真实的事实”
本身，而是这种被“当作”
的“真实的事实”
，在社会与政治上产生着“真实的影响”
。
这就是社会学所谓的“托马斯定理”
，即“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
。
比如，人们认为是女巫造成了干旱，所以要烧死女巫，在这个时候，女巫与干旱无关这个“真实的事实”
对于女巫的自救来讲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与此相近的是所谓的“自证预言”
，比如人们“相信”
某家银行将要破产而去疯狂挤兑，结果这家本来毫无问题的银行果然破产了。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无论其初始状况如何，毕竟在后来的社会里被奉为了天经地义。
如《三国志》注引《典略》，公孙瓒历数袁绍十大罪状，第九条就援引“《春秋》之义，子以母贵”
，说袁绍的母亲身份卑贱，袁绍却承继家业，实在忝污王爵，有辱宗族。
但是，抛开社会惯性来看，这一堂而皇之的继承法则，后来究竟对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助益，恐怕也只能从道理上作出推衍而很难从实例中寻求验证。
比如终有宋一朝，帝位的继承情况便很有几分反讽意味：赵翼有过统计，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有靖康（钦宗）、德祐（恭帝）二帝，而这两位皇帝居然全是失国之君。
再从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看，宋太祖死后不传子而传弟，传闻这是宋太宗赵光义“烛影斧声”
的篡弑阴谋；宋钦宗被金兵虏走之后，其弟康王赵构趁乱登极，是为宋高宗。
这两位得国不正的皇帝却都能享国长久，而最合法的那两位皇帝，却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末代帝王，如果汉儒能看到这些历史，大概只能去怪天理不彰了。
事情更有后话：待公羊学式微，这一则春秋大义便渐渐不为人知了。
明代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争国本”
事件里，神宗皇后无子，神宗皇帝不喜欢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的王恭妃（原为慈宁宫宫女），偏爱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皇二子夭折）的郑贵妃，欲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本着不可废长立幼的原则力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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