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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还真有过对二名的严厉制止：王莽复古，就用“《春秋》讥二名”
的道理严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单名，影响甚至波及匈奴，所以在王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即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曹操、孙权……全是单名。
明代胡应麟甚至为了证明东汉也不是没有双名的人，特意从《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搜罗出几十个双名的例子，这也可见当时双名之罕见。
春秋时代，人的姓名本来就很混乱，其实很难说把双名写成单名就真有什么含义。
但《公羊传》既然这么说了，也就给了后人以发挥大义的余地。
那么，暂且承认《春秋》存在着“讥二名”
这个意思，而新的问题是：就算起了双名，也不过是小小的非礼罢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义，讥二名”
放在一起来说，这两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似乎不具可比性。
而何休这么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从表面的功能意义而言，单名容易避讳，这对和谐君臣关系很有好处；而放宽视野来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见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评谁，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坏人坏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
这种小事挑剔一下了。
但细考一下，讥二名的含义是否当真如此，殊难确定。
《越绝书》有“《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
，联系上下文来看，似乎单名属于质，二名属于文，这才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另外，《左传》也有一个“讥二名”
的说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国“弃疾即位，名曰熊居”
，《礼记正义》引《异义》认为：公羊所谓二名是以双字为名，左氏所谓二名是指楚公子弃疾弑君即位之后改名为熊居这种情形。
两说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有贤臣散宜生、苏忿生，都以双字为名，可见公羊家的说法不确。
若依此解，《左传》里的“二名”
是指改名。
宋代魏了翁有个统计，说古人没有改名的，只有三个弑君之人改过名，即楚公子围、楚公子弃疾和吴公子光。
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说，改名和弑君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此而“讥二名”
自然有了强大依据。
然而《礼记·曲礼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
的说法，是说父亲死后儿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论依据，郑玄说是“重本”
，孔颖达说名字是父亲所取，如果在父亲死后改名便有遗弃父亲之意。
但从这个说法反推，父亲在世的时候改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便与魏了翁之说有了矛盾。
但无论魏说到底是事实、巧合还是吴、楚异于诸夏风俗，毕竟仅以散宜生、苏忿生便可以证伪公羊家的“讥二名”
之说。
但是，疑点并未就此定谳，因为《异义》忽略了公羊义理——陈立即辩护道：散宜生、苏忿生，公羊家岂有不知，只是《春秋》于定公、哀公时代无恶可贬，只好讥二名了。
这恰是《春秋》义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
何休的“三世说”
在“事实正确”
的层面上无可置疑地荒谬着，他自己也说所谓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
，而所谓“文致太平”
，其实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考察其理论内部，时而张三世、时而善复古，无法自洽，但无论如何，这在“义理正确”
的层面上毕竟有着一番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甚至直到晚清，有人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本着春秋大义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
梁启超回应这个问题道：《春秋》并不是这么讲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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