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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此时没有本钱不要紧，胡雪岩料定王有龄外放去做州县只是迟早的问题，他自信即使王有龄仕途不顺，自己也有能力帮他腾达起来。
现在只要有个几千两银子把钱庄场面撑起来，等王有龄一放了州县，他的钱庄就可以代理王有龄那个州县的公库，也就是代为料理那个州县的公款往来。
按照惯例，代理公库不付利息，等于是白借了公家的银子做自己生意的本钱。
这就是一种眼光，一般人在兵荒马乱市面不稳的年月，大约只会更多地想到如何能稳当一点保住自己已有的饭碗，哪里会想到这市面不稳之中还隐藏着有势可借、有机可乘的发财机会呢？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时期，金融业总是百业发展的龙头。
自18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商业势力的大举入侵，中国一直是西方列强垂涎的大市场，国内商业以及伴随商业发展必然出现的金融业也随之获得发展。
据清夏仁虎撰《旧京琐记·卷九·市肆》记，到19世纪中叶，当时京畿之地已遍布专理银钱汇兑、金融往来的银号、钱铺、票庄、金店，另外烟蜡铺、布店、酒馆也有兼做银钱存储、兑换并发行钱票的。
当时京城金融业以主营银钱存储的恒和、恒肇等四大恒银号和专理往来汇兑的山西票庄最为著名，京城“居人行使银票”
以持四大恒者“为体面”
，而山西票庄“交游市宦，最为阔绰”
。
当时金融业的兴旺，由此可见一斑。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由小农经济向近代城市商品经济转型的时期。
更何况当时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据史料记载，在已经成为旧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虽然到上个世纪中后期已经有了英、法、日、美等国开设的银行数十家，但钱庄生意仍然是上海金融、贸易的支柱之一，每年在市面流通的庄票，在二十亿两以上，假如取消钱庄，进出口生意将陷于瘫痪。
坐落在今上海南京东路374弄集益里的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是当年黄浦滩上最大的银号之一，以上海阜康总号为龙头，他在全国各埠广设分号，周转金融“其出入皆以千万计”
。
1882年12月，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因周转不灵倒闭，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也对上海乃至东南地区的工业、贸易发展造成严重打击。
1883年英国驻沪领事在发回伦敦的贸易报告中就说道：“1883年贸易普遍受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本地钱庄数的减少。”
无论如何，胡雪岩事业其后的发展也都证明了他眼光的精明。
他的钱庄从一开张就显出极旺的势头，王有龄不久也真的就外放了湖州知州，让他如愿以偿得了代理公库的好处，从此他的钱庄也如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他驰骋商界、东突西进、建立自己庞大经贸“帝国”
的基础。
眼光有多远，生意有多大
俗话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
。
钱不会自己长脚靠近你，任何人想财源滚滚都要有能搂的精神，有最合适搂钱的方式。
拿现代的话说就是懂得投资，懂得以钱生钱。
1.会用钱才会钱生钱
胡雪岩曾经有过一种很是大气的表示：“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着过瘾就完事。
我有了钱要用出去！”
生意人就应该有这股子大气。
有了钱就用出去，在不断赚钱的同时，也要不断地以投资的方式去扩展经营范围，去获取更大的利润，没有能力准确发现投资方向，或者不敢大胆投资的人，换句话说，有了钱不想着用出去或不敢用出去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实业家。
纵观胡雪岩的商场发达过程，他能由白手起家，没用多少年，就成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以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红顶商人”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总是不限于一门一行，总在不断地为自己开拓着新的投资方向，并且看准了就大胆投资，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胡雪岩事业的鼎盛时期，他的生意范围几乎涉及到他所能涉足到的所有行当，长线投资如钱庄、丝茶生意、药店，以及典当业和房地产等，可以说是金融与实业无一错过。
短线投资如军火、粮食等，所有这些生意在当时条件下都是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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