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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
十九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财富来作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农本商末”
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传统的崇农抑商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教化，使“商为末业”
、“商人为四民之末”
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
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纽带作用。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
加上封建政权租给农民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
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
战后，由于国门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巨大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了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推行洋务新政，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上出现了“力田稀、服贾繁”
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晚清的那个时代为胡雪岩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社会平台。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胡雪岩一样的人就都能成功。
重要的是胡雪岩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能够把握这个时代中的时局变幻和时事变迁。
这一点正是胡雪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和跟洋人打交道方面。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
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赋，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
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所以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
只要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
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
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
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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