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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外的WTO成员国，监管它们国有企业的机构很简单，外部就是一个税务，内部就是一个财务，企业照样运行得很正常。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眼看我国要加入WTO，有些行政权力就好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了，赶快疯狂一把，“过把瘾就死”
。
2001年，为了取消过多过滥的审批事项，甘肃省在47个部门中进行了摸底调查。
结果表明，有关审批、核准、审核、备案的大权，总计高达1988个，其中审批专项就有866个。
在这些项目中，根据各部门自行申报、有关部门初步认可的取消项目只有161个，各部门表示愿意“自愿取消”
的只有92个，“自愿取消”
的属于审批项目的只有61个。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省级部门却为超过70%的审批事项，找到了法律、法规、政府规章方面的依据！
看来，作为政府部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加入WTO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了，对企业的监管方式也应该进行彻底改革了。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来说，同样要有心理准备。
不要在有“婆婆”
管着的时候，一味抱怨“管得太死”
，缺乏应有的自主权；而当没有“婆婆”
管着、自己在经营管理和财务决策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的时候，却又不知如何是好，连日常生活的“烧饭做菜”
都不会。
对此，有关专家以湖北省武汉市扬子房地产实业公司为例，专门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武汉市扬子房地产实业公司，成立于1984年。
当时，何建功等6名武汉房地产管理局的退休干部，向该局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创办一家“民间集资、民间经营的房地产公司”
。
他们拟定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一切重大问题由董事会集体研究决定；采取按劳付酬、按股分红的分配原则。
章程还明确规定，公司经理管理人员的聘任、解聘，都由董事会决定。
何建功等6人不再从房地局领取退休金。
应该说，在1994年《公司法》颁布前10年，能够制定出这样的章程是极为超前的，不得不令人佩服。
扬子公司顺利地发展了16年，成功地试办了中国第一家社会型住宅合作社项目，为当地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同时也成为中国合作住宅企业的一面旗帜。
2000年9月，扬子公司根据历史与现状等事实，决定将公司明确为民有民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拟更名为“扬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
可是，就在他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麻烦就接踵而至了。
首先，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认为，它是扬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
所以，先以党组名义否认公司的人事任免，接着成立了工作组进入扬子公司。
2001年7月6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在《武汉晨报》上刊登公告：武汉扬子房地产实业公司因管理不善，将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等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很显然，类似于这种地方政府部门截夺非国有经营主体资产的案例，反映出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的认识近乎无知。
其实，我国在1994年颁布《公司法》的时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局就明确提出，除了国有投资、独资的公司以外，其它任何公司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之说。
相比之下，发源于江苏省无锡市、苏州市的“苏南模式”
，之所以会成为全国企业改制的典范，主要原因就在于，改制以前几乎清一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开明支持，改制很顺利。
改制的结果是，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安排了更多的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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