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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场取过纸笔，提笔就画，不消半个时辰，一幅石涛山水跃然纸上，笔意、气韵、落款，和册页里的如出一辙。
在座老藏家面面相觑，半晌才有人叹：“石涛再生，也不过如此了。”
第二桩更有名，是骗倒了鉴画泰斗黄宾虹。
张大千早就听说黄宾虹手里藏着一卷石涛精品手卷，几次登门求借临摹，都被老先生婉拒——黄宾虹爱画如命，从不轻易示人。
张大千也不恼，回去闭门半月，凭着记忆里的石涛笔意临摹出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手卷，又用茶叶水浸、烟熏火燎做足旧，故意放在恩师曾熙的书房里。
那日黄宾虹登门拜访，一眼瞥见案上的手卷，拿起来翻了又翻，越看越爱，认定是石涛早年真迹，执意要重金买下。
曾熙笑着看向一旁的张大千，年轻人赶紧摆手：“钱我不要，黄先生要是喜欢，就用您那幅不肯借我的石涛真迹换，如何？”
黄宾虹当即应下，乐呵呵抱着“真迹”
回了家。
后来真相传开，老先生非但没生气，反倒专程来找张大千，对着画看了半天，捋着胡子笑：“老夫鉴画半辈子，竟栽在你小子手里。
假是假，可这笔力、这份胸襟，比真石涛还见风骨。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经这两桩事，“石涛再生”
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
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孖在上海开创“大风堂”
，开宗立派收徒，年纪轻轻就成了沪上画坛新贵。
1941年，已经名满天下的张大千，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画坛的决定：
放下上海的安稳日子，远赴西北大漠，临摹敦煌壁画。
那时的莫高窟远不是如今的模样：
黄沙漫天，大半洞窟被风沙掩埋，壁画斑驳脱落，没人打理也没人重视。
别说电灯，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颜料、纸笔全要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过去，路上还要提防土匪。
朋友都劝他：“你现在画价那么高，在家画画舒舒服服，何必去遭那份罪？”
张大千却摇着头说：“唐宋画的真功夫，全在敦煌壁画里。
我不去，对不起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他带着三夫人杨宛君、儿子张心智，还有十几个弟子、画工，浩浩荡荡从成都出发，坐了汽车坐马车，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敦煌。
到了地方他没急着画画，先带着弟子清理洞窟、给洞窟编号。
风沙埋了洞口的，就一点点挖开；
壁画上积了百年灰尘的，就用软毛刷轻轻扫。
整整两个月，他亲手给309座洞窟编上号——这是莫高窟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编号整理。
真正临摹起来，苦才刚开始。
洞窟里幽深昏暗，只有洞口透进一点光，全靠油灯和镜子反光照明。
壁画大多在高处，他就搭着木架子，趴在上面仰着脖子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脖子酸得抬不起来，就垫个棉枕靠着。
油灯烟灰大，一天下来，脸上、胡子上、衣服上全是黑灰，弟子们笑他“远看像个烧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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