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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诞生了。
到20世纪后期，这个概念先是在“冷战”
中，然后又在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中，扮演了政治和文化扩张的角色。
其三，权力的分立制衡。
包括横向和纵向的分权：横向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三权分立”
；纵向分权一般体现在大国自上而下的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政府的分权。
尽管各国权力分立的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基本上都强调以权力约束权力，实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抗衡。
在中央政府一级，美国遵循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原则，强调权力之间的平等与抗衡，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制约。
英法等国则奉行议会主权的原则，议会权力在权力分立体系中居于主导。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和德国实行了联邦制，在保证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至上和国家完整统一的前提下，以宪政形式来确保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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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意义上说，政府所有的实施治理的行为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而在消极的意义上，则要求政府的这些行为不得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各种社会行为都须以法律规范，诸多社会关系都要用法律理顺，多种社会矛盾都由法律化解成为一种常态，对法律的依赖和尊重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繁荣。
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西方国家对法治的崇尚，使政府依照法律实施治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另外，西方国家注重推进社会自治还体现为对社区实施治理，并逐步建立了社区的公共服务由国家供给、社会参与、中央政府设专职部门统筹负责的国家制度。
例如，在英国，一般的市政当局都设有社会服务部，在市、城镇设有群众性的志愿者服务协会，社会服务部和志愿者协会直接负责各社区的部分公共事务。
而在美国的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享有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而且还拥有对政府的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权和监督权。
社区自治组织定期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成员没有薪酬，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服务。
尽管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经历过多种试错性演变，但其国家治理体系始终是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为核心要素的。
不过从传统上看，人们首先还是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社会的力量很早就被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中，因为在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所蕴含的治理功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并能发挥市场和政府所不能及的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首先就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两翼，它们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其中社会管理是政府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管理。
实施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实际上这是具有政府重要职能的一种政府行为。
而社会自治则是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或民间组织，所实施的活动则是一种非政府行为。
这推动政府自身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革新，从控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部分原本由政府掌握的公权力被移交到社会手中，政府不再大包大揽、面面俱到，社会开始拥有了自我成长的可能性。
社会自治不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撑，可以极大地降低行政成本开支，减轻纳税人的经济负担；社会自治的实现基于参与者的自愿和组织者的非强制性权威，具有公共部门不可比拟的亲和力，更容易采用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和谐的治理目标，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政府是否参与，甚至政府治理失灵，在自治范畴内的社会生活依然会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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