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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与罗马公民发生了大量商事、民事的交往。
当时，古罗马民事行为发达，法律上就有了权利主体的概念。
但权利主体除必须是人以外，还需要具备自由人的条件，同时，市民法适合对象，还应当是市民。
自由公民才是完全的权利主体。
而“市民”
这一阶层，主要是指由罗马市民法覆盖领域之内的人，享有市民身份。
“市民”
并不全部属于“公民”
范围，但可以成为拥有一部分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
而奴隶不被当作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
外邦人，可能获得市民身份，却仍然没有政治权利。
罗马公民内部的民事交往，逐渐使得“民事身份”
从政治身份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身份资格，即“市民权”
。
此时，具有市民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公民资格；而公民不但享有公民权，而且还享有市民权。
一些自由人、外邦人或外来移民，则只享有市民权。
因为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并不一致，甚至于公民内部的民事交往不同于外邦人参与的民事交往，所以就有了“市民法”
和“万民法”
的区分。
通过考察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已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事往来。
4.罗马共和国后期，公民地位趋于虚无
“罗马共和国”
后期，在征服当时的已知世界的同时，罗马人也被利益贪欲所征服。
由于社会价值观的“经营”
，掠夺在当时成为比生产更体面的物质获取方式。
公民品德的失落是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根源，从此政治成为了不得不忍受的事情。
如果说在古典政治形态中，人只有通过政治即参与公共生活才能实现其本质，那么，在专制状态下，参与政治只能使一个“公民”
堕落无耻。
类比东方社会，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更为正面的价值理念，“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罗马共和国公民内部的关系类似古希腊，人民大会按照等级组织，按照等级表决。
但到了帝国时期，公民的政治权利只剩下空壳，相应的公民地位远不如古希腊时期那样崇高，这就进入了下一个公民概念湮没的历史时期。
二、公民概念的湮没
476年，罗马城在日耳曼人的攻击下陷落，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时期。
史料表明，这种较低文明征服较高文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城市的衰落乃至消失，封建庄园兴起，欧洲自此进入中世纪的神学统治阶段，在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教会和封建君主成为国家和人民的主宰，个人只是上帝的子民和封建君主的臣仆，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被扼杀，原先反映平等关系的公民概念，也被当下反映不平等关系的臣民概念所取代。
欧洲基督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
和“天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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