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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虽然经过8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希望的复苏，反而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欧美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开始朝着“去全球化”
方向发展。
弥漫在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偏执地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
这事实上出现了一种“逆全球化”
现象。
首先，各国的公共政策普遍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
世界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
在其影响下，世界生产总值、贸易、投资均出现大幅度下滑。
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的波动也更为剧烈。
这期间，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
各个国家本应该在经济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由于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上升期形成了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沿续原有轨迹。
政策惯性之下，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各种无效措施的推行过程中相关利益再度受损。
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大面积流行。
其次，全球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富国愈富，贫国愈贫。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态度较为消极。
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握有主导权。
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主要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更大利益。
同时，发达国家依靠经济、技术、军事等多方面的先发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相应的先进产品或服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客观上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分配不公。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也不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分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时占据了更多优势，而人数占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空洞”
出现，导致不少工人失业或者被迫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
此时，资本密集度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
财富的“马太效应”
突显，使贫富差距拉大。
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并成为“逆全球化”
的主要推动力量。
最后，移民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纷乱的移民问题导致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全感和被遗弃感大大增强。
以欧洲为例，移民问题的挑战更多集中体现在由于新移民与移入国的宗教文化差异较大，无法融入移入国的主流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
移民问题在美国产生的诱因与欧洲不同，但结果类似，美国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开始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
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决定了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隐患，导致人民将矛头归咎于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
浪潮同时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大面积兴起。
（三）“逆全球化”
现象及长期不利后果
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从民众到社区、从各个国家到整个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在为难民问题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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