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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你一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消亡；以《新左派评论》为理论阵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一些杂志（如《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政治上的左派与思想界的左派之间还保持着沟通和联系。
甚至理论风格十分浓厚的杂志（如《理论的实践》），它们的战斗气息也依然十分明显。”
[9]
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导论中言明“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
[10]拉克劳、墨菲首次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
，主张“无怨无悔地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
，从而“超越”
马克思主义传统。
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即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它受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
“后马克思主义”
这个概念才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争论，作为一种思潮似乎这才露出水面。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是：①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各阶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妇女运动中的妇女、生态运动中的环保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有色人种、和平运动中的反战主义者；②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
社会主义是教条主义。
③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认为这是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决定论的延伸；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⑤主张用激进民主代替无产阶级原有的斗争目标；即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斗争目标，而是要实现一种新的“霸权”
，亦即绝对实现深化的民主和多元民主，创造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
，依靠这种民主话语，可以实现后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民主理想的社会。
⑥主张用“激进与多元的民主”
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延伸，将社会主义诸目标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11]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斯图亚特·西姆认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提出的思想是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系统化，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了一种理论视野，使新的理论立场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让-弗朗悉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等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最新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
[12]
（三）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六七十年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妇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相结合，其主题主要是家务劳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与意识形态、异化等，但到了80年代，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所有根源，需要增加补充性的范式：文化范式、权力范式，诉诸另类微观分析如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补充”
“修正”
甚至“批判”
，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好迎合她们的需要，而这种转向也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形成。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尚塔尔·墨菲以外，汤申德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Barrett）、唐娜·哈拉威（DonnaHaraway）、南希·哈特索克（NancyHartsock）、安妮·弗格森、罗斯玛丽·汉尼斯、特丽萨·埃伯特等。
其中，唐娜·哈拉威1985年出版的《赛伯宣言：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被汤申德（JulesTownshend）视为最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本。
而在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崛起的生态社会主义（e）或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e），其代表人物高兹（A.Gorz）、格伦德曼（R.Grundmann）、佩帕（D.Pepper）、福斯特、奥康纳、宫本宪一、吉田文和、岩佐茂等理论家，[13]80年代在批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强调环境正义，主张消除不平等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转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80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所凸显的时间性向空间性转移，仿佛要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把思维、体验及文化产品都空间化。
[14]时空体验的变化，推动了以吉登斯、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的重构。
代表性的著作有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1981），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1983），卡斯特基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阶级斗争与城市运动相联系的观点，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
哈维的《资本的界限》（1982），试图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在《后现代的条件》（1989）中，哈维提出“弹性积累”
和“时空压缩”
等概念，其中，“弹性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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