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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进民主：新左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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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产生的历史语境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80年代末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反民主攻势，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1.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产生的现实背景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原子能、微电子技术等为先导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新的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福特主义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逐渐转向了后福特主义的弹性化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化的时期，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回应。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阶级结构不再是社会关系、社会认同以及政治联盟的决定因素，它已遭到瓦解。
但这既没有像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那样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没有像马尔库塞所担忧的那样产生单向度的人。
相反，无数新出现的斗争形式表明了，新的反对从属关系的斗争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
正如福柯所言，哪里存在权力哪里就有反抗。
像自然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以及生产至上的恶果促成了生态环境运动的诞生一样，反权力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以及性权力运动等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日益兴起。
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必然导致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
它使原有的社会认同，如性别、种族、环保主义者等非阶级身份的认同具有了政治功能，但又不能化约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逻辑上来理解，从而导致了政治观念从传统的阶级、党派权力为基础的政治转向了多主题、多主体的群众抗议政治。
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指出的，“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
。
[1]“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的……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
，[2]这无疑消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
如密里本德所说：“‘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
[3]
总之，新社会运动对于把工人阶级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它们呼吁用更加民主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参与形式，通过以非中心化的政治联盟取代无产阶级的霸权，来对抗那些无法还原为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权力形式。
在此情形之下，拉克劳和墨菲主张以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规划，也便毫不奇怪了。
2.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产生的理论背景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西方世界沉浸在一片庆祝西方民主制胜利的气氛中，它似乎已成为众善之首，成为排他性的终极真理，似乎成为唯一正当性的政府形式。
实质上，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异化。
民主已变成“选主”
，“人民统治”
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
，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一股反民主的攻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哈耶克和诺齐克为代表的“最小国家”
自由主义的反民主攻势。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以哈耶克和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试图把国家权力减小到最少的程度，以便最大化个人自由主义。
这种新自由主义质疑用民主的自由主义去证明在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中，国家干预的正当性以及福利国家设置的正当性。
哈耶克认为，随着自由概念的拓宽和深化，西方正在走向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应该排除政治自由，重新形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把国家权力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增加个人自由，而“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保护内部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功利手段”
。
[4]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保护个人自由，尊重个体自由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唯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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