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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社会正义的分配，在一种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自由的知识达到自己目的的制度中，社会正义的概念都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国家无力完成，也超出了国家管理功能，因为它干涉了个人的自由。
诺齐克也认为把国家职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是正当的，即国家功能应限定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的国家就是不合理，因为它将践踏个人权利。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的“最小国家”
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和整个19世纪实施的民主之间的链接问题。
他们把追求平等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等同于国家集权主义，通过对国家干预私人领域正当性质疑，彻底颠覆了自由和民主之间的链接，断绝了人们的民主思想。
另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通过重新定义民主，并限制民主运用的领域，展开反民主的攻势。
代表人物之一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民主不是在政策制定方面训练基本选择，而是为个体自我表现保持某些自治领域。”
我们应“逐渐把政治制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把它理解为两个分离的实体”
。
[5]从而逐渐把公众决议从政治控制中移出来，使公众决议只成为专家的职责，把政治参与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
这样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决议将完全非政治化，这样的社会将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社会。
墨菲认为，布热津斯基重新定义的民主，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民主观念，但却试图否认政治参与的实际存在，抽空了民主的所有实质内涵。
法国新右派代言人阿·德·伯努瓦则对民主进行正面批判，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倒退的一个重要阶段，1789年通过的《人权宣言》应予抛弃。
那种主张把所有个体置于等同水平之上的普遍选举的民主，公民被无差异化和大众化了，没有考虑到个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的差异，这种被强加的单一标准，必然具有极权主义特征。
因此，伯努瓦认为：平等=一致=极权主义，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差异=不平等=自由。
[6]
墨菲认为，这些重新定义“自由”
“平等”
“民主”
等概念的企图，对自由民主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
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将自由和民主理念分开，重新将自由仅仅定义为压制的不在场。
因此，新左派构建的政治理论必须要在核心论题层次上理清这种反民主逆流，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规划必须努力保护民主制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诸多新的社会关系中。
其目的是创造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另一种联系，而不再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看待权利。
因此，墨菲说，她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对政治以及权力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的特征进行反思，我竭力想说明这种反思对于批判当前理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同时，我还想根据‘激进的和多元化的民主’来重新勾画左派的方案”
。
[7]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方案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的桥梁，这样不用推翻资本主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今天左派的任务就是设想一下怎样才能通过一种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容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过程。”
[8]也就是，在不放弃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通过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内涵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大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包括勒弗特（ClaudeLefort）、墨菲（talMouffe）、拉克劳（EroLaclau）、康诺利（Williamolly）、基恩（JohnKeane）等人，其中墨菲和康诺利两人的著作，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典型。
虽然他们之间有差异，但也有某些共同的主张，如都赞成回到“人民”
（demos）的角度上思索民主、强调民主的政治实践动力在于对抗任何剥削与社会的压迫。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认为民主的政治实践是一种“力场”
（thefieldofforce），是各种势力、权力或宣称的权利（claimedrights）之间的彼此对抗，对抗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且还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因而反对任何“终极性”
或“本质论”
。
另外，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不以宪政法治的框架为依据，也没有积极证明民主正当性的意图。
就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而言，社会主义就是对“激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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