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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和建构。
一方面，激进民主承认民主革命所揭示的社会确定性标示的消失，进而挑战以本质主义或普遍性的理性主义为其形式的启蒙理念；另一方面，激进民主凭借“重述”
某些保守主义、诠释学以及晚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于“传统”
与“理解”
的反省，以彰显传统中复合的、异质的、开放的和终极不确定性的特质，并认为政治生活是象征秩序的分解与再链接的霸权实践。
也就是说，他们凭借民主革命所揭示的原则以及社会客观性是由权力行为所构成的认识，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内容。
1.反本质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基础
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困境，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危机来自这样一种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一种按预定的方向运作并先验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的‘发展规律’……政治斗争不被看做是社会秩序的构成性要素，而仅仅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进程的‘上层建筑’”
。
[9]“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表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未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
[10]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被拉克劳和墨菲称做“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
。
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认为：如果把经济看做是一个自我规范的机制，是依据“内在”
的法规运行，是不受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干预的，这种观点将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不具有决定作用，“政治”
也不是“上层建筑”
的附属品。
相反，他们认为必须摧毁经济主义的最后堡垒，并坚持在经济本身之内政治的优先性，政治空间可以自我独立，也就是“经济空间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
了。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通过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
这一概念，不会导致“自主是绝对的”
这一观念；也不会推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对于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活动不施加基本的结构性限制。
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
这一概念只会产生如下结果：“其一，不能根据‘决定’这一范畴来思考不同领域之间的限制与相互作用；其二，并不存在社会在其基础上得以重构为合理的、可理解的结构的什么‘最终事态’，相反，每一领域的相对效验依赖于完全贯穿于社会之中的各种对抗力量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11]这样通过解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拉克劳和墨菲就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偶然的、完全开放的政治斗争的场域，政治获得了真正的优先地位和独立性，这为激进民主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多元主体：激进民主理论的主体
拉克劳和墨菲通过解构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不是经济运行的空间而是不同话语霸权链接构成的空间。
在这种话语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拥有共同阶级利益、共同斗争目标的同质性阶级概念以及作为领导者的“先锋队”
并不存在，“因此在民主要求变得更加多样化、群众斗争领域更加复杂化的情况下，继续与‘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保持一致的先锋队必定扩大了它自己的同一性与它企图领导的那部分之间的裂缝”
。
[12]那么面对民主革命新的对抗，革命的主体是哪些呢？他们认为，激进民主的主体将是多元的、去中心去整体的行动者，并且没有哪种政治主体拥有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的特权并具有先验的中心地位。
“新社会运动”
中包括的各种斗争，如都市斗争、生态主义斗争、反权力主义斗争、反制度化斗争、女权主义斗争、反种族歧视斗争、少数民族权力斗争以及性少数斗争，等等。
这些多样化的斗争表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关系在起作用，新的政治主体就是通过这些对抗关系被建构和形成的。
所以拉克劳和墨菲说：“我们面临着一种主体多元性的出现，只有放弃进行统一和被统一的‘主体’范畴，才可能思考它的构成形式和分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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