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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帝国这一新的主权形式理解为一种网络权力，其中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大型公司，以及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其他国家的或超国家的力量。
对于这一概念，有两个口号式的解释：一是无中心，二是无边界”
。
[2]在这种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和等级的帝国内部，帝国网络中的各种权力通过相互协作，来打造并维持当前的全球秩序。
既然主权的形式已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帝国，它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借助“帝国”
来重新思考和重构政治哲学中的所有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概念。
他们认为，不论是在自我宣称是全球民主灯塔的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处于危机之中。
[3]导致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帝国主权内部的战争破坏了民主；二是人们没有搞清楚在全球化世界中民主意味着什么。
首先，全球持续的战争威胁了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他们认为，导致民主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全球的战争状态。
在军事全球化的时代，实现民主的现代梦想似乎已经破灭了。
一方面，全球战争状态遏制了民主的发展。
战争与民主总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总是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
这是因为，为了克服战争危机，人们需要暂时赋予权力一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地位，这必将压制民主的发展。
当前的战争状态既是全球的，又是持久的，而且在短期内没有结束的迹象。
因此，它对民主的抑制也是长久的，或者是永恒的。
战争用一种普遍性的姿态扼杀了所有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集权政治秩序。
在这种政治秩序中，民主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它被深深地掩埋在各种武器和战争下面，处于危机之中。
可以说，没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需要民主了，除了民主，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不安全和被奴役的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一种共同的、和平的生活；[4]另一方面，民主成为了发动战争的理由。
他们认为传统的战争是以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为借口，而当代的战争则以民主与解放为借口，但是以民主为借口的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民主必将是一个贫血的民主。
当人们把美国和美国的军队当做民主的代表，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当做代表全球利益的组织时，民主的危机将更为明显。
其次，民族国家框架内民主理念的适用性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正处于危机之中，必须创造出全球民主的概念来取代国家主权内的民主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民主，而必须在全球的层面上来思考民主，构建一种与全球状况相适应的民主理念。
他们认为，探究现代民主危机的根源应回到欧洲早期，尤其是18世纪。
18世纪的民主革命没有简单地恢复古代的民主形式，而是在民主理念、形式以及相应的公共机构上进行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革新：
第一，人民主权观念的产生，把国家的绝对权威扩展到每一个人。
18世纪欧洲和美国的革命用清晰和简单的词汇理解民主：每个人统治每个人（theruleofeveryonebyeveryone）。
这样民主的概念由多数人（many）扩展到每个人（everyone）。
也就说，古代的民主概念是一个被限制使用范围的概念，因为多数人也仅仅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相比而言，现代民主是没有限制的，它把范围扩展到每个人，像斯宾诺莎所称的“绝对民主”
，这确实是民主概念激进化的一个结果。
虽然这一民主理念至今未实现，但它仍是指导我们政治想象和实践的“北极星”
。
[5]
第二，代表概念的出现。
他们认为，在古希腊城邦较小范围内，民主是可行；而在大规模的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只有通过代表才能实行。
“纯粹民主在理论上可能是美好的，并且会持续争论下去，但在实践中民主是相对脆弱的，只有当民主和代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成为一个足够强大、有抵抗力和坚固的形式。”
[6]于是，代表制被认为是现代具有共和国特征的实践机制。
代表制具有双重性，它既连接了大众和政府，同时又隔开了二者，是一个分离的综合（disju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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