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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之所以为统治者服务,是因为代表作为防疫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暴民的统治。
这样“代表程序被构想为反对民主威胁的堡垒”
,[7]民主被代表制驯服了。
同时,人民主权与代表通过契约而建立联系,自由民主制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民与其代表在契约基础上的政治授权关系,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内,人民主权与代表关系其实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他们通过解构“人民”
“代表”
和“契约”
等政治概念来证明这两种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说明了西方民主理念正处于危机的状态中。
哈特和奈格里追问“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
。
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球帝国的形成严重削弱了“人民”
这个概念的基础,“在现代传统(不管是民主传统还是非民主传统)中,人民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一种现实的或想象的民族国家主权之上。
当民族国家主权衰落、固定的民族边界消解时,人民这个概念就变得不可想象了”
。
[8]因为人民把人群组织成一定时空中的固定群体,用同一性、共性取代了多样性、个性,与帝国时代的革命主体不相符;另一方面,人民不是一个自然的或经验的实体,它不是通过把所有的人口总括起来或者把所有的人口平均化得到人民的身份,而是一个政治建构性的概念:按照西方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这也是霍布斯和整个现代政治传统所经常重申的,“人民是一个整体”
并且“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一种同一性,人民才享有主权”
。
[9]而实现这一建构的关键是代议制,即众多的人口通过代议制创造一种政治统一体中的“人民”
。
人民既不具有瞬间的同一性,也不具有永恒的同一性,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成过程中和历史时期所特有政治建构的结果。
简言之,“人民是代议制的产物。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人民的最鲜明形象是创建资产阶级社会契约的产物,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等所有现代自由理论家对此均予以阐述。
这种契约使民众成为一个联合的社会实体。
然而,这种契约是不存在的”
。
[10]
他们认为,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合法表述形式。
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人类学的或历史的事实都不能证明契约的存在,契约反而否定有关签订契约的记忆。
可以说,契约是暴力的组成部分,是对差异的根本否定;另一方面,签订契约的人民应该是平等,但实际上契约建构的人民是不平等的。
契约的奠基性概念“正义”
和“合法性”
等只服务于强者,它们只是强者对人民进行统治和控制,谋取私利的工具。
总之,他们对建立在代表、契约等概念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做了深刻批判:“通过契约而构成的人民这个概念是过时的,因为它所指的是一个由资本铸造的社会。
契约,人民和资本主义事实上共同作用而使民众联合成一个整体,使差异变成一个同源的总体,使人口中所有个体的财富变成了一些人的贫穷和另一些人的权力。”
[11]
基于对西方民主危机的认知,他们提出必须改造依赖于民族国家维度的代表概念,这是因为当主权范围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时,主权范围的增加削弱了所有旧的代表形式。
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范围的问题,当代社会生产的生态政治特征,也使旧的代表形式不可能了,并为创造新形式提供了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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