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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后现代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以偶然性的特征是他们的基本意图。
拉克劳在讨论政治学时提出，如果伦理要素是激进投资的要素，那么可以形成两个结论：首先，严格地说，只有不被既存规范框架事先决定的那个方面才是伦理的。
其次，除了一个最初伦理事件的沉积形式，任何一个规范秩序什么都不是。
第一点由一种普遍性伦理的各种不同的变化形式组成，这些形式试图把某些规范内容重新引入伦理要素，试图使决定服从这样的内容，尽管它的限度是最低的。
第二点是纯粹的决定论，作为一个最初的命令的、决定的概念，因为这个命令没有先验的界限，故我们也可把决定理解为根本没有界限。
所以，那些与先验不同的界限是什么？答案是：构成某一社会规范框架的沉积的实践的全体。
这个框架能够经历很深的混乱，这些混乱要求急剧的重组，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到要求总体重建的那个点上。
[7]拉克劳的结论是：（1）共同体的伦理实体——它的总体化或普遍化的要素——代表着一个既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对象，作为不可能，它同任何规范的秩序都不可比较；作为必然，它不得不拥有一个进入再现领域的通道，只要伦理实体被投入某种形式的规范秩序，它就是可能的。
（2）当这种投资表明，在被投资的东西和接受投资的社会标准之间不存在内部的联系时，它依赖于决定的中心范畴，被理解为一种接合行动，这种行动建立在不存在外在于决定自身的先验原则基础上。
（3）决定不是纯粹的主体，但总是沉积实践的部分后果，既然主体是通过这一点来构建的，在既存的社会标准中，它的决定将永不会从无中诞生而是源自伦理投资的不可能对象的置换。
（4）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内部分裂的：当它被变位的情境所要求时，它是一个决定；但它也是这个决定，这个特殊的本体内容。
这是设定秩序和秩序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区别，本体论和本体的区别——这些对立面仅仅通过把第一术语投资于第二术语才偶然地结合。
这个投资是所谓霸权操作的基础。
（5）因此，与问题“如果决定是偶然的，那么选择这个而不是另一个所依据的是什么？”
是不相关的。
如果决定是语境的共产主义者的秩序内部的偶然的置换，那么它们能够表明自己对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的人民是逼真的，而不是对被认为外在于任何秩序的纯粹精神是逼真的。
然而，这种对规范描述秩序的激进的语境化仅仅因为它被伦理要素引进才是可能的。
[8]拉克劳把主体同其自身的物质条件解释为一种偶然性关系，指出这将会形成两个必然的后果：“（1）不再存在一个必然发布绝对命令的客观现实，因为社会行动者的偶然干预部分地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的客观现实。
我们最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历史集团’的短暂的客观现实，它部分地稳定了社会变动的洪流，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它的意识耗尽了我们政治的或其他主体性。
（2）在某种意义，站在‘积极的历史主体’这一边，我们仅仅发现了最终的偶然性。
但是问题出现了：那个主体在哪里以及怎样构造的？它的构造场所和逻辑是什么，这个构造产生了主体同这种干预的偶然性特点保持一致而应该履行的行为？”
[9]他否定了客观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否定了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和历史性，把主体的偶然活动作为社会变动的原因和偶然性的终极依据。
拉克劳和墨菲对主体的解释来自拉康的主体理论，拉康发展了索绪尔的能指理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加以理论化、思辩化的改造。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做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整体，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的含义，他认为二者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所指代表的观念主导着能指。
拉康则强调了能指的地位和功能，把能指置于所指之上，并指出：“能指不应该被赋予任意性特征，而是应该把它归于偶然性范畴。”
[10]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临时的、不确定的偶遇关系，能指具有在时间流中展开的线性特征，语音的音节及其代表的意义之间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拉康认为能指之间更重要的特性是其差异性，不同的能指基于差异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他甚至认为能指就是差异本身，这种差异性造成了能指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能指构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拉康称之为“能指链”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能指之网，这就是作为体现人类社会文化符号特征的象征界。
拉康把主体视为象征系统中的能指符号，他是被作为大他者的整个系统和小他者的其他能指主体塑造而成的，本身没有内在的确定性质。
能指间的差异性是象征界的根本特征，能指间的各种组合与转换活动受随机性原则支配，主体不是传统哲学强调的体现理性本质的确定实体，而是被象征界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存在。
拉克劳和墨菲运用拉康的主体理论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实践观点和社会结构理论，把社会看做由差异性原则主导的话语系统，不存在单一原则决定的固定和实在的社会主体，只有基于话语系统中不同的立场、观念而形成的社会身份，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造成了政治现象领域的多元性、变化性，社会现象只是偶然性的显现，这种偶然现象并非由内在矛盾运动自己构成的，而是由外在差异和不确定性导致的，其中没有实在性和必然规律，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的：“偶然的东西通过阻止自身完全地构造自己颠覆了必然的东西。
这种差异系统的非构成性——或偶然性——被显现在同等引入的不固定性之中。
这个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所有差别根本上的不稳定会因此在总体的同等关系之中显示自身，在其中它的所有关系的不同实证性被瓦解了。”
[11]拉克劳和墨菲将偶然性的方法用于建构自己的“偶然性政治理论”
，为多元政治铺平道路，如他们明确强调的：“必然偶然的二元论打开了通向多元结构合法性的道路，它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承认。”
[12]他们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琼·巴尔达克西诺也指出：“拉克劳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多元主义排除掉了，如果重新提升偶然性，就可以增加多元性，就可以使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多元性的维度。”
[13]他们认为全部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只是一些“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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