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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根本不像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那样是历史的必然性事件。
第二国际之所以出现“内部分歧的危机”
，是由于受“普遍历史发展”
所支配；俄国之所以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偶然性历史”
，从而使工人阶级追求“政治作用的最大化”
。
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政治作用最大化堵塞了通向“多元政治”
的激进民主道路。
依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设想，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
。
他们认为，如果激进民主的使命确实是深化民主革命并连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那么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创造新的主体地位，从而允许对例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等斗争作共通性表述。
由于上述各种斗争不会自动汇聚，所以必须有一种新的“共通性意义”
（onsense）以使每一群体的要求都能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链接。
一种新政治哲学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新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
。
激进民主需要一种自由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那种虚假的冲突，它是把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放在一起来考虑。
在这点上，激进民主与那些想践行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们的见解是一致的。
[14]墨菲认为在众多的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中，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给我们提供的东西最多，但它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系统阐述今天的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所需要的全部政治语言，仍然不足以把握当今政治学的复杂性。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些激增的政治空间是自由主义和市民共和主义所难以理解的。
许多社群主义者们相信我们只能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据一个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能统一起来。
墨菲认为：“但事实上，我们总是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总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总是偶然地、临时地在那些主体地位的**处缝合而成。”
[15]显然，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以往的革命运动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是“社群主义”
的做法。
社群主义相信靠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可以把共同体统一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属于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块，是偶然的、临时的。
在他们看来，“多元政治”
来自“多元主义”
，而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中的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就需要增强多元主义并为联合体和共同体的民主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提供空间。
从而将多元主义政治与偶然性联系起来。
[16]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偶然性逻辑的旨归是为实现所谓领导权或霸权服务的，如他们明确指出的：“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
[17]他们把领导权作为政治现象分析的核心范畴，反复强调它所具有的偶然性的特征，并与历史必然性划清界限，他们指出：“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
从列宁到葛兰西，当这一概念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宽时，偶然的表达领域也扩展了，而且那个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的‘历史必然性’范畴退回到理论地平线上。”
[18]在他们看来，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所以欧洲的工人阶级不起来革命。
而俄国则由于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不充分，所以工人阶级被迫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领导任务。
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也就是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
这正如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描述的那样：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进行他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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