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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迫使无产阶级果断介入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样做的结果是，任务本身的阶级本质和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分裂，产生了一个“非决定性”
的空间。
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结论说，俄国反对“资本”
的革命像葛兰西所说的，必须通过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
结果是在内在“必然”
（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
（他们必须承担的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
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所称做的“正统典型的历史错位”
。
这种“历史错位”
在西欧是一种消极现象，而在俄国却成了积极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垫脚石。
但是，俄国这种“历史错位”
使历史偶然性比以前任何话语更完全地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片段已经失去了那些把它们当成阶段论典范的要素的本质联系，而且它们自身的意义依赖于没有得到历史规律保证的领导权链接。
其结果，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像俄国这样的革命，虽然工人阶级组成了国家，但并没有取得国家的权力。
因为“阶级领导权不是整个斗争实践的结果，而是具有最终的本体论基础”
。
[19]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导致成立无产阶级国家，但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的国家霸权，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特征，它还需要超越其阶级自身，通过链接到多样化的斗争和民主需要上去改变自己的同一性。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只有当社会开放的和没有被缝合的特点被充分接受时，当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被拒绝时，这种潜力才能变得清晰可见，而且‘领导权’才能开始为左派政治分析构成一个基本的工具。”
[20]换言之，只有当一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
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
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时，才能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霸权”
。
[21]
由于拉克劳和墨菲取消了政治斗争的现实基础，他们所谓的领导权只是在社会话语系统中获得认同的主导地位，这是通过链接实现的。
拉克劳和墨菲运用拉康的能指链理论，把现代社会中的单独个体看做社会符号系统中的能指，是链接的要素，这种能指具有拉康所强调的偶然性，导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活跃的能指并不与所指建立一种固定的相关性，对于所指而言，能指显得“相对”
过剩了，拉克劳、墨菲将这种过剩的能指称为“漂移的能指”
，它具有偶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打破了话语的同一性，导致了意义分歧和话语结构的断裂，使社会不可能保持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他们指出：“‘要素的身份’是漂移的能指，不可能被整个链接到话语链上，而且这一漂移的特征渗透到每个话语的（即社会的）的同一性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所有话语固定性不完整的特征，同时又承认每一个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那么，能指的不明确特点和它对于任何所指的不固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殖的范围内，这并不是所指的贫乏，相反，是导致话语结构断裂的意义分歧。
这就是建立了多元决定的东西和每个社会特性的象征维度。
社会从来没有形成与自身的同一，因为每一个关节点在溢出它的交互性内被构成。”
[22]漂移的能指和歧义的所指造成社会话语系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通过“链接”
把孤立的、偶然的成分或元素加以组织和建构，形成相对固定的关节点，这种固定是在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中建构而成的，因此也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会随着不断溢出的话语而变化，“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开放性，接着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的溢出”
。
[23]对话语权的掌控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领导权的基本内容，而领导权所建构的认同并不基于事物的内在矛盾，而是一种构成性的外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受差异原则支配的，不确定性是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条件，所有社会因素的固定性都源于领导权任务和被假定为其自然代表的阶级所存在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使领导权任务和阶级之间的结合只是事实性的和偶然性的，如墨菲指出的：“客观性与权力之间的汇合（或者相互瓦解）点就是我们称之为‘霸权’的东西。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表明，权力不应该被构想为一种发生于两个既定认同之间的外在关系，而应该被构想为认同本身的缔造。
这一点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构成性的外在’作为‘永远实际的可能性’呈现于内在之中，那么，内在自身就成为一种纯粹偶然性的、可逆转的部署（换言之，霸权部署除它赖以为基础的权力之外并不要求任何合法性根源）。
任何客观秩序凭其霸权性而展现出来的纯粹可能性的结构仅仅在符号的颠覆（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所造就的诸种形式中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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