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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拉克劳那里），或者从性别“本质主义”
向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巴特勒那里），或者从形而上学家向讽刺家转变（在罗查德·罗蒂那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论进步而是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变化的一个部分。
“本质主义”
的概念是有问题的。
首先，本质主义倾向于浓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抗而言，这三种层次是：想象的“本质”
（稳定的形状，格式塔形态，它通过变化的连续流动而持续）；主人—能指的太一（作为易变易指的容器的虚空能指）；真实域的衰弱的一致性（创伤，它抵制象征化，同时触发这个重复性的象征化过程）。
其次，拉克劳没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特征：黑格尔所谓“假定先决条件”
的最终之谜是偶然性如何反过来“扬弃”
自身成为必然性之谜。
所以，拉克劳倾向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真正黑格尔辩证法还原为简化的标准的偶然性概念。
这样做的结果是将霸权概念变成与伦理—政治立场相连接的中性概念，这种含糊的要害在于拉克劳以及巴特勒理论结构中有关历史主义偶然性本身之断言未决的历史性问题。
[27]因此他们的偶然性概念本身依赖于一个康德式的先验的、抽象的、形式化的理论框架，恰恰成为一种隐秘的本质主义。
但在基本立场上，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是一致的，同样夸大偶然性、贬低必然性，认为偶然性和意外不同，它不是对整体结构而言无关紧要和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是结构的必然性存在的积极条件，必然性要依靠它、有赖于它，他指出：“结构主义的基本姿态就是把想象性的丰富化约为符号关系的形式网络：所逃避结构主义视野的就是，这一形式结构本身被一个脐带绑在了某些完全偶然性的物质因素上，而这完全偶然性的物质因素，就其纯粹的特殊性而言，‘是’一个结构，并且体现了它。
何以如此？因为大他者，即符号秩序，总是失效了的、被注销了的、破损不堪的一道障碍（barré），而偶然性的物质因素则体现了符号结构的这种内在的封锁、限制。”
[28]这是由其后精神分析的方法论决定的，他利用拉康的主体理论和实在界假说，以来自所谓实在界的不可知的偶然因素解构社会符号文化系统的整体性、确定性和有序性，强调偶然性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认为符号结构必须包括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它体现了符号结构的“污点”
和其自身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围绕着这一不可能性，符号结构才能得以透彻说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偶然因素就是对其自身不可能性的建构。
齐泽克所谓的实在界是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结构主义改造，他认为“欲望”
是潜意识的核心，而欲望并非像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的那样是盲目的冲动，而是有内在结构的，是语言符号的内在根源，是连接潜意识与人的思维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介。
欲望就是象征性本身，是一种能指，从而将结构主义“能指所指”
固定的二元模式改造为以欲望能指为中心的、由欲望的偶然性和变动性决定的不确定结构，也颠覆了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体，认为欲望能指就是主体，把由欲望驱使的变幻莫测的偶然性行为看做主体的特性，如齐泽克指出的：“‘主体’是行为，是一种决断，通过它我们可以从给定多数的肯定性通达真理事件和霸权。
变幻莫测的主体地位有赖于康德的反宇宙论洞察：现实是‘非全体’（non-all）的，在本体论上不是完全构成的。
因此，他需要主体的偶然姿态的增补，以便获得主体连贯性的相似物。
‘主体’并非自由与偶然性的裂缝的名称，它违反了本体论的肯定秩序，在空隙中很活跃；而且主体是建基于本体论的肯定秩序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消失中的中介’的自我消除姿态把前本体论混乱转化成现实的‘客体’的肯定秩序的相似物。”
[29]在齐泽克后精神分析视野中，社会丧失了现实性，成为由主体能指通过认同构成的象征系统，意识形态作为抚平主体内在欲望和象征界间的矛盾造成的创伤、缝合社会的裂缝和伤口、掩藏社会冲突的幻象反而具有了现实性，成为所谓社会现实的支撑物，他甚至借用中国道家庄子哲学中“庄生梦蝶”
的寓言为其观点做论证，认为所谓社会现实永远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被意识形态机制象征化、结构化了的符号，我们日常、醒着的现实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这个梦的一种意识，他指出：“‘现实’是一个狂想—构造（fantasy-stru），它使得我们能够掩盖我们欲望的真实。
意识形态也完全相同。
它不是我们为了逃避不能忍受的现实而构筑起来一个像梦一样的幻想：在基本的向度上，它是一个狂想－构造，起到支持我们的现实的作用：一种‘幻想’，它构造了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从而掩盖了某种难以忍受的、真实的、不可能的内核（被拉克劳和墨菲概念化为‘对抗性’：一种不能用符号表现的创伤性的社会分裂）。
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点，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作为对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的逃避。”
[30]基于这种理论立场，社会历史领域就没有客观必然性可言了，因此齐泽克强调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先决条件，并突出强调偶然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作用，把偶然性逆向扬弃自身反转为必然性解释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指出：“辩证运动最伟大的思辨性秘密，并不在于现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何能化约成辩证性的概念调停，而在于下列事实：为了得以产生，这一辩证的构造必须要体现在某些完全偶然性的因素之中——例如，那就是黑格尔对国王这一角色的推论：国家作为合理的整体，只有当它体现在国王躯体的惰性呈现中，才能真正有效地存在：国王以其非理性、在生理上被决定的呈现，‘就是’国家，正是在其躯体中，国家获得了其有效性。”
[31]因此，在对所谓偶然性逻辑的强调上，他和拉克劳、墨菲是殊途同归的。
[1]［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第二版序言，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同上书，16页。
[4]［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DerridaaioedbyHughJ.Silverman，NewYork，Le，1989，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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