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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把革命看做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接替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这些要求越来越激进。
由此可以看出，詹姆逊产生了对过去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作改良性反思的念头，也就是说，革命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不取得政权，而在于提不提出“要求”
，这与当年伯恩斯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口号似无多大差别。
最后，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哲学”
，他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但最好把它看做是一种“论据”
（argument），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做对待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
因此，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他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最初的论争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
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核心概念，把剩余价值问题转变成许多特定的语言和科学相关的独特的问题与领域，它的存在甚至导致了现代诗学理论的主要困境。
正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危机。
詹姆逊由此得出结论：“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
[3]
很显然，詹姆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不加以抵制，相反却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变态时期的正常现象，就像19世纪20世纪交接时候出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遭遇“危机”
的一种反映。
但非常奇怪的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的时候，遭到众多左派的批判，因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未能得逞，但距之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詹姆逊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赞赏有加，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上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多少暴露了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和立场，当然这种身份和立场是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大的差异的。
（二）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守卫立场
我们说，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和立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大的差异，是因为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性阐释时，并没有走太远，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是持辩护立场的。
首先，在辩证法的问题上，詹姆逊是尊重唯物辩证法的。
首先他明确捍卫辩证法思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
[4]与一般后马克思主义者大面积地否定辩证法不同，詹姆逊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时采取慎重态度的。
他指出：“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我们干脆甩掉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唯心论，也太难向一般读者说明了……但我认为辩证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现身。”
[5]詹姆逊认为，马克思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在辩证法方面有卷帙浩繁的著作，但也有较为零碎却同样数量惊人的文字。
詹姆逊提出三种简明实用的探讨辩证法的方式。
第一，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或诸如“社会”
这样的异化了的实体的逻辑。
强调环境的逻辑就是强调环境的恒常的变化性，强调这种变化的首要性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这种思维方式会走向我所认为的辩证思想。
第二，就哲学和辩证法而言，辩证思维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比如社会主义之必然性等。
这并不是将因果性也一股脑儿抛开，因为叙事就会有因果，而叙事逻辑说到底是一种因果逻辑。
但辩证思维总是瓦解已为人接受的叙述形式和历史因果律。
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形形色色的新事物和社会历史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而这一切在马克思手上自然而然归于一种叙述历史的简洁方式，这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三，强调矛盾的作用。
詹姆逊认为，只要你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你的思想就总会是辩证的，无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得到。
人们都有某种生存论上的患得患失，因而宁愿对矛盾视而不见；我们总希望一切稳稳当当，总希望时间是德里达曾痛加批判的那种“在场”
的实存；我们总乐于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相对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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