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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荷兰使者带回去，为康熙皇帝争一个颜面，在国内就不扩大再生产了；戴梓流放盛京35年，本可以有更多的发明问世，不要了。
一门“子母炮”
，刚刚够保家卫国，足矣。
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疏说，他捐造了新型的子母炮22门，比旧式的有所改进，希望“分送各营操练”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
由此，帝国再一次强调禁令——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
康熙的机心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泄露，那便是大炮和火器等当时先进的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
这个由多尔衮入关之初立下的规定直到康熙年代依旧有效。
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军中，只有不到八万的八旗满洲军能够装备火器。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火器的垄断性生产成为不二选择。
武备院，内务府下属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上三旗管理，掌控帝国火器研制工作。
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都由其严密监视。
貌似集全国之力进行高尖端生产，却是近亲繁殖。
当远在英国乌里治火器制造场生产的一门火炮能够在1600多米的距离洞穿6英寸墙壁时，帝国的火器却自明代200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大改进，火器技术人才也出现严重断档。
康熙宣布，将《武备志》和《天工开物》等涉及军事的科技书籍列为禁书。
平定三藩后，康熙更宣布严禁民间火器，试图让火器在天朝彻底销声匿迹。
康熙在火器问题上的爱与怕，表现得泾渭分明。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似乎还能看见康熙的另一层机心，这机心体现在他起伏不定的马背上。
康熙一生最爱围猎。
《圣祖实录》的统计数字是156次。
甚至在驾崩前三周，他还在北京近郊南苑进行平生最后一次围猎。
康熙一生围猎成绩卓著。
他用鸟枪弓矢猎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其余小兽不可胜数。
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应该说隐含着这个皇帝以“骑射立国”
的机心。
这个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民族试图尝试在马背上统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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