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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心领神会。
康熙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
他要借围猎来对八旗兵进行训练。
雍正则说：“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
乾隆更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
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
虽然他们共同的祖先努尔哈赤曾经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伤致死，热兵器时代在那时就已经不由分说地到来，但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却依旧做出了几乎是相同的选择——迷恋于冷兵器时代曾经拥有的辉煌，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戴梓流放盛京是注定不可能归来的。
这个不合时宜的天才在盛京望断归路，用余生35年的光阴来丈量北京和盛京的距离竟不可得。
他只能活在盛世边缘，做那个时代的旁观者和零余者。
而康熙所领导的曾经生长在大草原上、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则有自己与生俱来、难以突破的视野和选择。
虽然康熙时代出于内忧外患的战争需要，制造了大小火炮900门，但至雍正时，一切开始返璞归真。
雍正时期几乎没有造新的大炮，总共只铸造了不到百门的小炮。
雍正四年（1726年），康熙时代一年一次的枪炮演练被改为三年一次，雍正十年（1732年）又规定边防部队只需练习骑马射箭就可以了。
至于乾隆、道光时代承平日久，更不以造炮为要务，尤强调武备以弓矢为主。
由是，在1860年，那场著名的大考不期而至。
僧格林沁的25000多蒙古骑兵和孟托邦率领的6000多法国陆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PK。
PK的结果是蒙古骑兵仅有7人生还，法国陆军仅有12人阵亡。
具体到双方武器上，蒙古骑兵的“鸟铳”
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而法国陆军的来复枪射程约300米，射速为每分钟3至4发。
更何况前者由于热兵器不足，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时代的武器。
战争的结果可谓毫无悬念，不过世人们要说因缘的话，或许可以追溯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38岁的中年人戴梓的发明创造未被大规模推广上；又或许可追溯至四年后他的流放上；当然，与公元1771年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在这一年，英国人P.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它的爆炸功能被首次发现，现代火药由此起源。
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康熙最初的机心与抉择终于遭遇了恶性放大，他的子孙们和帝国子民们不得不承载那些难以救赎的历史命运。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京，所有的灾难在火器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其内在逻辑或者说命运清晰可见，那便是——我选择，你承受。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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