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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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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呢？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
其时，嘉庆帝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
，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嘉庆帝没能容下来，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
，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迟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
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时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可是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
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辨质疑精神。
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
毫无疑问，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因为在洪亮吉身上，其实就有一副拯救帝国的良方。
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洞见。
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5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200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两亿左右，嘉庆十七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
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
这两个压力的叠加事实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
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
只是这一回，嘉庆帝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
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
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嘉庆朝的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
其中田赋是大头。
嘉庆朝和中国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结构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
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
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之忌——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重创“重农抑商”
的国策。
嘉庆帝有这个勇气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七十五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嘉庆皇帝的召见。
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见到这个传说中的皇帝，而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这是嘉庆皇帝给他们下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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