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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准备工作是任何进一步的研究所必需的，还应该在所研究的思想家的著作中进一步区分。
哪些是他写完以后自己发表的，哪些是因为没有写完而还没有发表的，以及哪些是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所发表，并且作了修正、重写、删节等的，换句话说，哪些是有出版者或编者的积极参与的。
很明显，对于这些在作者死后发表的著作的内容要特别注意和小心，因为不能把它看成是确定无疑的材料，它们还只是有待于推敲的，仍然是暂时的材料。
人们也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些著作，特别是如果它们是在较长时期内创作的，如果作者从来没有想要完成它们，那就可能是作者全部或部分地抛弃掉的或自己不满意的。
就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具体情况来说，他的文字作品可以分为两类：
（1）在作者直接负责下发表的著作：一般地讲，在这些著作中，人们不仅要研究他拿出来复印的材料，而且要研究作者“发表”
或以任何方式流传开来的一切东西，如信件、传单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达纲领批判》和通信）。
（2）不是作者直接负责发表，而是由其他人在作者死后出版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也要有不改真本原样的版本，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在做，或至少是根据科学标准对原本作出细致的描述。
这些部分应当按照编年体的批判时期重新加以整理，以便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而不只是机械的、随意的比较。
应当在作者本人后来发表的作品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和分析作者所做的精心细致的工作。
这种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和标准，使得人们有可能批判地评价其他人在作者死后编辑的他的著作的版本的可靠程度。
作者发表的著作的准备性材料，距离作者本人的修订最后文本越远，他人对该材料所作修订的就越不可靠。
不能把一部作品同为了编辑它而集合起来的原材料等同起来。
最好的选择，安排各组成要素的方式，对于在准备阶段收集起来的这样那样的要素所赋予的或大或小的重要性，正是这些东西构成著作的实质。
即使对于通信也应该相当仔细地加以研究：在信件里提到的肯定论断在书里或许没有重复。
信件的文字生动活泼，虽然从艺术上来说往往比书本中字斟句酌的、深思熟虑的文字更有实效，但有时却可能削弱论证。
在信件里，也像在讲演和谈话中一样，会比较经常地发生逻辑错误：思想的较大敏捷性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坚实性为代价的。
在研究原则性的思想或者在研究新颖的思想时，其他人在这种思想文献记载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往往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正是在这方面，至少作为一般原则和方法，应当提出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关系的问题。
当其中的一位根据他们的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这个论断只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
即使其中的一位为另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个事实也并不是应该把该书看成是他们完全一致的产物的绝对理由。
不必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必把第二位和第一位（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等同起来，也不应该认为（恩格斯）归诸（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没有渗透任何其他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证明在著作上是独一无二地无私的、没有个人虚荣心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这也不是一个怀疑（恩格斯）在科学上的绝对诚实的问题。
问题在于（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而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在他的真正著作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
从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出相关研究的某些线索和若干有关方法的告诫。
例如，1912年佛尔米吉尼出版的蒙德尔福论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书[8]，有何价值呢？索列尔在一封致克罗齐的信中，对于能否研究恩格斯作为一个独创的思想家所不足的才具这样的主题表示怀疑。
而且他还经常申明人们不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作者混淆起来。
除了索列尔所提出的问题之外，看来单是因为有人说两位朋友中的第二位，作为一个理论家才具不足（或至少在和第一位的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研究一下谁对独创的思想负有责任，就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除了蒙德尔福的书以外，在文化界中还没有人作过此类系统研究。
的确，（恩格斯的）阐释（其中有些是相对系统的）现在已被提升到作为一种真正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真正的源泉的首位，正因为如此，蒙德尔福的书才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因为它所遵循的指导线索。
三、安东尼·拉布里奥拉
对安东尼·拉布里奥拉关于实践哲学的全部出版物，而不是对已经无法得到的他的各卷著作，作一客观而系统的概略，哪怕是一种学院式的分析的概略，也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
这样一种工作，是任何旨在回过头去使当时在有限的圈子外鲜为人知的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观点传播开来的原创性的必要准备。
里奥·勃隆斯坦（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9]中竟然认为拉布里奥拉“一知半解”
，真让人感到惊讶。
这个判断不可理解（除非它是指在作为一个人的拉布里奥拉那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沟壑，然而又不像是指这种情况），除非它是针对在俄国非常有影响的德国知识分子集团的假科学的一知半解。
实际上，拉布里奥拉肯定实践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其他哲学思潮之外的自足哲学，而且他是唯一的企图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人。
占统治地位的趋向表现在两种主要思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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