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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的正统趋向，以普列汉诺夫[10]为代表（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和他所说的相反，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
他没有正确地考虑马克思思想的“根源”
问题：详细研究他的哲学文化（以及他直接和间接地在其中形成的一般的哲学环境）肯定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一项更加重要得多的研究，即对他本人的“独创性的”
哲学进行研究的前提，这是不能靠研究他个人“文化”
的少许“源泉”
来填充的。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他的创造性建设性活动。
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并证明了他在思辨和历史方面能力的贫乏。
（2）正统的趋向损害了它的对立面的成长：这种趋向把实践哲学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趋向联系起来。
这在奥托·鲍威尔[11]那里达到其“不可知论的”
结论。
在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中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能够由任何哲学，甚至由托马斯主义[12]来支持，并和这些哲学融合。
严格地讲，这第二种趋向并不真是一种趋向，而是不接受德国式一知半解的所谓“正统派”
的一切趋向——甚至包括德·曼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总和。
为什么拉布里奥拉和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会遭到这样一种如此缺乏创见的命运呢？在这里，人们可以重复罗莎·卢森堡在谈到批判经济学（《资本论》）及其最精致的问题时说过的话：在斗争的浪漫主义时期，在大众的风暴和紧张时期[13]，一切兴趣都集中在最直接的武器上面，集中在政治领导中的策略问题和哲学领导中少数文化问题上面。
但从一个下等集团变成真正自主的、有领导权的集团的时刻起，就产生一个新式的国家，我们体验到构造一种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即构造一种新型社会的需要，以及进一步发展普遍的概念和更精致的、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武器的需要的具体诞生。
这就是需要回过头去使拉布里奥拉传播开来，使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占据支配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够开展一种争取自主的高级文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那种其否定的和论战的表现冠有“a-”
的否定前缀和“anti”
（反对）——如“a-theism”
（无神论）和“anticiericalism”
（反教权主义）等——的斗争的积极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就给予传统世俗人道主义以一种现代和当代的形式[14]——这种传统世俗的人道主义必定成为新型国家的伦理基础。
四、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
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15]。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
然而，所谓的正统派却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要研究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实践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倾向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哲学结合，这个在本质上和19世纪最后25年的特定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紧密相关的事实，在所谓的正统派看来，要不是骗人的话，那就是荒谬的（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个事实，但却很少触及，而且也不打算作批判性的说明）。
因此，就有必要像安东尼·拉布里奥拉企图做的那样去重新评价对问题的研究。
实际的情况是：实践哲学遭到了双重的修正，就是说，它被归并入双重的哲学结合之中。
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若干唯心主义思潮吸收和融会（人们只要提到克罗齐、金蒂雷、索列尔、柏格森，甚至实用主义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所关心的却是寻找到这样一种哲学：根据他们极端有限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对历史的“简单”
解释更加广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
另一种思潮则回到了康德主义（在此除了维也纳的麦·阿德勒教授[16]外，可以提到意大利的阿·波吉和阿·巴拉托诺教授[17]）。
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企图把实践哲学同唯心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思潮，大部分是由“纯粹的”
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而构成为正统派的思潮，则是由比较明显地献身于实践活动，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有比较密切联系（或多或少外在的联系）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中大多数人进行180度大转弯——这转弯起到不小的历史政治作用）所组成的。
这种区别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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