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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阶级的流布最广的意识形态的制定者，作为国家中智识集团的领袖[18]，“纯粹的”
知识分子，不能不至少利用一下实践哲学的某些要素，以便赋予他们的概念以力量，用新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矫正一些哲理的过度思辨，以便给他们所联系的社会集团的武库提供新的武器。
另外，正统的倾向则发现自己卷入到一场同在广大群众中流布最广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先验主义的斗争之中，并且以为只要用最粗俗和最平庸的唯物主义就能克服它。
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本身远非普通意义上的中立层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比人们过去和今天所想象的要大得多——是由宗教本身养育着的。
在人民当中，宗教表现为一种充斥着迷信和巫术的低下的浅薄的形式，在其中，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和这两种思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断言（说实在的，并不总是毫不含糊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原创的哲学，本身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要素，所以就由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
这正是人们必须努力的方向，发展拉布里奥拉的观点，而（就我的记忆而言）蒙德尔福的书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发展这种观点。
[19]
为什么实践哲学会有这样的命运——被服务于造成它的主要要素或者同唯心主义或者同唯物主义的结合呢？对于这一点的研究肯定既复杂又微妙；它需要有大量分析技巧和冷静的头脑。
否则很容易被外部的相似所欺骗，而看不到隐蔽的相似，看不到必然的但却被遮掩起来的联系。
必须以极其谨慎的批判，才能对实践哲学向传统哲学的“妥协”
[20]以及因此使得这些传统哲学还能享有一段短暂的返老还童时刻的那些概念加以鉴别，而这恰恰意味着写出一部以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为开端的现代文化史。
很显然，这种明显的吸收不难追寻，虽然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分析。
一个古典的例子就是克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经验准则。
这个曾经有助于意大利历史编纂学的经济—法理学派——这个学派的传播越出了意大利的国界——的创建的概念，甚至已经渗透到天主教徒中间去了。
但是，对于隐蔽的、未被承认的吸收的研究，是最为困难的，而且更须严谨，这正是因为实践哲学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通过既不明显又不直接的作用和反作用改变了旧思维方式的传播氛围，才发生了上述那种吸收。
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对索列尔的研究特别有趣，因为人们正是通过索列尔和他的命运而得到许多相关的线索。
对于克罗齐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柏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研究，因为如果没有实践哲学的历史联系，他们的某些观点就不可设想。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政治科学中，实践哲学甚至给那些同它进行了激烈的原则斗争的——如同耶稣会门徒在理论上的马基雅维利进行斗争而在实际上却仍然是他的最好的门徒一样——敌手们讲授了一堂实践课。
马里奥·米西罗里[21]（约1925）任《新闻报》驻罗马记者期间发表的一个“观点”
中写道，要是探索一下比较聪明的工业家的内心深处是否确信“批判的经济学”
（《资本论》）包含有关于他们的事情的最好的见识，弄清楚他们是否利用由此获得的教训，这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因为假如（马克思）准确地分析了现实，那么，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这种现实的历史代理人在过去和现在以混杂和本能的方式感觉到的，以及由于敌对的批判而比较清楚地意识到的东西合理地、融贯一致地加以系统化而已。
问题更进一步，甚至更为有趣。
为什么所谓的正统派也把实践哲学同其他哲学，而且恰恰是同一种特定的流行哲学而不是其他的哲学结合起来呢？事实上，值得考虑的就是同传统的唯物主义的结合；同康德主义的结合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而且只是在某些有限的知识分子集团中。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论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的论文[22]值得参考。
她指出，这种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怎样地不同程度地发展，总是遵循着实践活动的必需。
这意味着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过了他们所处的时期，甚至以后的时期的需要，而且他们还建立了储存着由于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因而暂时还不能使用，只在某个时刻以后才便于使用的武器的武库。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所要做的是对要被当作对事实本身的说明的那个事实表述一个抽象的公式。
然而，它却包含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真理之基石。
在我看来，产生这种结合的历史原因之一，要在实践哲学不得不同外来的倾向结成同盟，以便反对仍然存在于人民大众中间，尤其在宗教领域中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残余这一事实中去寻找。
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
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
出于“教导的”
理由，新哲学结合成一种略高于人民大众的平均水平（这是非常低的）的文化形式，但绝对不适合于同有教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战斗。
然而，新哲学却正是为取代那个时候的最高的文化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所专有的以这种新哲学为世界观的知识分子集团才诞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尤其是以唯心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文化，并没有制定一种大众文化，或赋予它自己的学校教育大纲——这些大纲还是一些抽象的理论的图式[23]——以道德的和科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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