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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莱布尼茨的例子说明，即使在普遍的形而上学趋向内，也会萌生出非常明显的辩证法要素。
当代逻辑经验论的“激进唯理主义”
简单地把范围广大的实在从理性研究领域中排除出去，自暴自弃地把它抛弃给形而上学和神话学。
结果它也激起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反动。
有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在努力对科学思维做辩证综合，批判地继承古典传统，试图阐发一种现代辩证理性。
不难理解，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不愿意与悲观主义同流。
“这种悲观主义不仅把人性丢弃给了非理性主义和暗示，而且把所有与我们的行为、道德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即超出纯粹技术领域而触及哲学的问题，都留给了非理性主义”
。
从科学中排除了理性哲学的唯理性科学主义，必然要由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新浪漫主义之类非理性主义思潮来补充。
唯科学主义与各种形态的非理性主义是互补的产物。
形而上学理性和非理性都僵化了，把它们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来把握，并在这个意义上把历史地迁移着的人类认识边界与不断建造着的人类实在都划分为两个本体论界域：理性的实存和非理性的实存。
相反，现代辩证法的历史表明，辩证的理性扬弃这些历史的边界，而且，它以人的名义、以广义理性的名义逐步征服那些在形而上学理性看来纯属非理性王国的“区域”
。
关于严格的理性思想与非理性的物力论之间的历史交替，黑格尔在他的时代作出了一个机智的问答。
这个问答实际上是对辩证理性的一个哲学论证：“存在着一种高于抽象僵化思想的更高类型的理性。”
20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辩证哲学，或者自发或者有意识地，也在辩证理性中得到了一个解决理性与非理性问题的恰当方案。
辩证理性是认识的普遍必然过程，也是构造实在的普遍必然过程。
它没有把任何东西弃置于自身之外。
因此，它既是科学和思维的理性，又是人类自由和人类实在的理性。
理性的无理性，理性的历史局限，在于它拒斥否定性；而理性的合理性则在于它假定或预期否定性为自身的产物，把自身当作连续不断的历史否定性，而且认识到自身的活动就在于设定矛盾解决矛盾。
辩证理性不存在于实在之外，它也不把实在置于自身之外。
它只有通过实现自己的合理性才能存在，就是说，它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构造出一个合理的实在，才能构造自身为辩证的理性。
辩证理性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1）与超历史的唯理主义理性相对立，强调理性的历史性；（2）与唯理主义理性的分析—综合研究相对照：唯理主义理性从基本的东西向综合的东西推进，以一劳永逸地确定了的出发点向包罗万象的人类知识前进；辩证理性则从现象进到本质，从部分进到整体，等等，并且把认识的进步看作总体化的辩证过程，其中包含着基本原则的可撤销性；（3）辩证理性是理性地思维和认识的能力，同时也是理性地构造实在的过程，即实现自由的过程；（4）辩证理性是否定性。
这种否定性把认识的每一个完成了的步骤和实现人类自由的每一步骤，都置于发展着的总体背景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超越这个步骤。
它没有把相对和绝对混淆起来，而是在历史过程中把握并实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法。
三、文化的形而上学
1.经济因素
什么是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迷信是怎样产生的？在形而上学—分析研究中，社会整体不同方面变成了一些特殊的自主范畴。
人类社会活动的个别要素：法律、道德、政治、经济等，在人的头脑中都成了决定人类活动的自主力量。
人们总是先把社会整体中的这些个别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们制作成一些抽象，然后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譬如研究法律对“经济因素”
的依赖性。
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类社会活动产物变成一些自主力量，它们获得了高于人的至上性。
因此，对这些形而上学抽象的任何综合，都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综合；这些抽象因素之间的任何相互联系，都只能是形式上和机械的因果关系。
在社会科学的草创时期，这种因素论可能是适宜的。
然而，社会科学的专门化研究的成功，使得一种更优越的科学观（即综合研究）取代了因素论。
我们上面几乎逐字逐句地重述了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论证。
这两个人出于研究因素论的起源和作用而受到称誉。
不管他们在“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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