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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结构之间作出的区别有多么深刻。
（我们还将回过头来考察这种区别），他们的分析有一点是不充分的。
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经济因素”
和对社会因素的迷信是反思的结果，是不发达的科学思维的伴生特性。
[20]这样的结论只涉及了因素的影响和后果，而没有触到它们的起源问题。
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原因不在于科学思维不发达，也不在于它的有限的、片面的分析形式，而是社会存在的崩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子化。
“因素”
从本源上讲不是思维的产物，不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而是发展的特定历史形式的产物。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们社会活动的创造物变成了自主的东西，并由此变成了因素，进入非批判的意识中成为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自主力量。
我们不同意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对经济和其他因素的起源的解释。
我们认为，他们的解释带有启蒙运动味道，是一种片面的探讨。
但是，我们完全同意他们对经济因素和经济结构的区分。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因素和经济结构是同一东西？当然不是，卡列也夫先生（Mr.Kareyev）和他的伙伴们不理解这一点是非常奇怪的。”
[21]
经济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经济要素则是庸俗社会学理论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先地位。
[22]有一个基本问题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概念至关重要：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础？把经济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又把经济理解为关于经济结构中包含的关系的科学，这两方面的含义澄清了经济的性质：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经济科学也不是关于这个因素的科学。
有人对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提出批判，认为它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经济成了自主的东西，正如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古代政治起决定作用一样。
这种论证暴露出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明显缺陷。
古代之所以政治起决定作用，中世纪之所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当今之世之所以经济和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恰恰可以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作出说明，可以通过阐释这些社会各自的经济结构来说明。
因此，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认物质利益和所谓的“经济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宽大为怀地承认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
、“令人鼓舞地”
指出了这一点，承认尽管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所共知的片面性，仍不能掩盖其整体的真理性等的时候，它就使自己的在先假定成了自身神秘化的牺牲品。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宽大仁慈是滑稽可笑的。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哈林顿、麦迪逊、梯叶里等）看到了经济因素的优先地位，而这种优先地位本身就要求一种唯物主义解释。
就是说，必须依据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特征对它加以解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猜想经济具有的自主性是物像化社会关系的自主性，是以往的社会中从未有过的。
因此它只与经济的某一特殊历史形态相联系。
还有一种不同看法认为，在总体历史观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承认社会生活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具有必然的优势地位。
这种看法假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只是在经验上不可避免，并没有必然性。
它还假定，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点上，当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使获得物资资料成了第二位的事情时，经济的首要性就会消失。
换句话说，按照这种观点，在相对落后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去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这时经济才起决定作用。
经济只是从量的意义上来把握的，它只是暂时在人类活动总体中占优势的一种特殊人类活动。
这样，把人民从经济活动在量上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就等于把社会从经济的首要性中解放出来。
但是缩短工作时间（这是把人民从经济因素的首要性中解放出来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一事实：即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民也要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即使在自由的社会里，生产也将具有社会性。
经济拜物教和劳动的物像化性质将会消失，使人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也将成为过去。
所有这些将使人民有可能把更多精力投入非生产性、非经济性活动中去。
但是，经济结构将继续保持其作为社会关系的根本基础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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