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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还可以借用加斯东·巴歇拉尔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以研究由于新科学的创立而引起的理论总问题的变化。
我们说要创造一个概念和借用一个概念，这绝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是武断的或从外面凭空加给马克思的；相反，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中都存在着和活动着，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处于实践的状态[3]。
这两个概念给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理论依据，使我对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转变过程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得出几个确切的结论。
这里请允许我以十分简略的方式概括一下我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本书所发表的文章只是这些成果的部分见证。
1.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
；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平衡的和暧昧的概念和公式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
2.这种“认识论断裂”
同时涉及两种不同的理论学科。
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
而且，我还要提出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所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
既然新哲学的诞生是与一门新科学的创立同时发生的，而这门新科学又是历史理论，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根据什么必然的原理，历史理论科学的创立必定会在哲学中引起和推动一场理论革命？此外，这种情况还会造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实际后果：由于新哲学同新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哲学就很可能会和新科学相混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或者当作实证主义的泛泛空谈，或者当作科学的暗淡影子，从而明白地承认了这种混同。
这个实际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至今天的独特历史的一个关键。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3.这种“认识论断裂”
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
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
阶段。
第二阶段本身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即马克思的理论成长阶段和理论成熟阶段。
为了便于我们今后的哲学工作和历史工作，我建议用几个临时术语来记录这种分期法。
（1）我建议把马克思第一个大阶段的著作，即从他的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也包括在内，叫作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这种叫法已经得到了公认。
（2）我建议用断裂时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断裂时的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两篇著作里，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但这个总问题往往还部分地以否定的形式和强烈地以论战和批判的形式而出现。
（3）我建议用成长时期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至1857年期间的著作。
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划分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后）的断裂就在1845年这个关键的日期（当时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转变并不能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形式，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的总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式式的意识形态总问题所作的评论，这个评论往往表现为对这些总问题的否定和批判。
马克思必须进行长期正面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才能够产生、形成和确立一整套适用于他的革命理论计划的术语和概念。
新的总问题是要逐渐取得其最终形式的。
为此，我建议把1845年后和撰写《资本论》初稿前那个时期（1855—1857左右）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叫作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著作。
（4）我建议把1857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作成熟时期的著作。
由此，我们将得出以下的分期法：
1840—1844：青年时期的著作。
1845：断裂时的著作。
1845—1857：成长时期的著作。
1857—1883：成熟时期的著作。
4.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0—1845），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著作，也可以分作两个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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