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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文字到实质归根结蒂完全是科学，但只是简单地被颠倒了过来，为作为科学的明确和外在的意识而存在，而它走到科学的外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外部。
这样一来，哲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哲学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同科学混合在一起；然而，在哲学用科学的实证本质打退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以前，在它把对方的意识形态幻想消灭以前，它依然作为科学的正在消亡中的批判意识而存在；只是在这以后，它才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找回自己的意识形态幻想。
哲学的这种批判（即灭亡），就是它的正在消亡中的哲学存在，终于使我们通过批判的双重行动，从名义上得到了哲学的真正死亡，并使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
于是，哲学的全部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
研究哲学，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想浓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终于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协调。
根据这种阅读方法，就不再有哲学史的问题：已被清除的幻梦，已经穿越的黑暗，怎么可能存在历史？唯独真实才有历史，因为真实能暗中使酣睡的人见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梦景，但一些接连印入脑海的梦境却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告诉我们：“哲学没有历史”
。
读者在下面读到《论青年马克思》一文时将可以判断，青年马克思对哲学是否还部分地怀有这种神秘的希望，即希望哲学随着批判意识的死亡，而达到其哲学的夭亡。
我之所以回顾这些探索和选择，是因为它们带有我们历史的痕迹。
还因为，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它们并没有作为历史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消失，它们依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着。
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一旦他们看到，哲学教条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我们能够完整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人们从教条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能是业已存在的东西。
教条主义的结束使研究工作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同时也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狂热，仓促地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感受和对自由的喜爱这类意识形态言论宣布为哲学。
狂热也像抛向空中的石子一样，肯定是会落下地来的。
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有权正确地重新估价我们自己，坦率承认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公开提出和思考我们的问题，并一丝不苟地进行真正的研究。
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能够部分地摆脱理论上的外省习气，了解和承认外国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而在看到外界的同时，我们就能开始用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无知达到什么程度，从而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教条主义的黑夜中所苦于解决不了的种种理论困难并不完全是人为的困难，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
甚至可以说，在那些我们曾经忍受过或者维护过的千篇一律和滑稽可笑的形式中（其中包括所谓存在两种科学的荒唐理论口号），有些东西的确是属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虽然它们以荒唐的和盲目的形式存在着，不久前出版的一些“极左派”
理论家（青年卢卡奇和科尔什）的著作就可以充当见证。
总之，如果我们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二
请允许我谈谈以下几篇文章所遵循的方向。
《论青年马克思》一文虽然还带着正在消亡中的批判哲学的神话色彩，但它包含着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在经历了考验、挫折和软弱以后从内心感到压抑不住而必定要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怎么样了？它在理论上是否能站得住？如果能站得住，它有什么特点？这个根本问题，在如何阅读和解释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问题（它表面上是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个理论问题）中，其实已经被提出来了。
认为必须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批判性考察，这并不偶然，因为这些著作被插上了各种旗号，派上了各种用场，而我们却多少本能地认为，这些公开以哲学面目出现的著作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
如果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的问题，就势必还要提出马克思与他曾经接受，但后来又抛弃了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有何不同的问题。
正是为了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才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后来又出版了他在1839年至1845年期间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由于同样的理由，我很自然地开始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概念的细微差别中去研究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的性质。
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差异性问题，在形式上就变成了以下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以标志出新的哲学观的出现，还有关于断裂的确切位置这个连带产生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便具有了决定性的理论意义（是否存在断裂？）和历史意义（断裂的位置何在？）。
当然，为了肯定断裂的存在和确定它的位置，我们只能把马克思用以说明和指出这一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说过的那句话（“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当作是一个需要经过检验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声明。
而为了检验这个声明，就必须有一种理论和一个方法——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
没有关于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
为此，我以为可以借用雅克·马丁关于总问题的概念，以指出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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