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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组织，一种真正的理论修养，都不是在一夜之间或根据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能造成的。
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不久达到成人年龄的年轻哲学家中，多少人被繁忙的政治任务搞得筋疲力尽，再也抽不出时间去从事科学的工作！
当时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觉得必须通过政治活动或在政治上积极表现，来偿付他们由于不是无产者而认为欠下的那笔债；这也是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特点。
关于这一历史的洗礼，萨特尔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诚实的见证：我们跟他是同一种血统的人。
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似乎没有了这笔债务，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他们也许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偿付。
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
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去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
许多科学家，间或有些历史学家和个别文学家，还能够不受损失或者只付出轻微的代价。
哲学家却无路可走。
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
我们在哲学界没有听众。
反对我们的人轻蔑地指责我们只管搞政治，即使最开明的同事也告诫我们，要判断一个作家，应该先研究这个作家，在提出原则和执行原则以前，应该先客观地讲明这个原则的道理。
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
我并不夸张，我说的是事实。
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这种做法的后果。
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深信自己达到了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大陆，却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去论证这一大陆的存在和可靠；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除了信念以外，没有任何可靠的大陆可言。
我这里并不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都如此，因为除了哲学以外，幸而还有别的星体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是何等的岌岌可危。
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决定哲学的可能存在和哲学意识形态的不可能存在的原理，但我们却不能通过公开的和客观的检验，来证实我们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教条主义说教一旦被证明在理论上一钱不值以后，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为我们不能从事真正的哲学研究作开脱，那就是认为哲学本身是不能被研究的。
在马克思青年时期（1840—1845）和断裂时期（1845）一些若明若暗的著作的影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哲学的末日”
的极大**。
我们中间一些最积极热情的战士无保留地接受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那句把改造世界同解释世界对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含糊不清的名言，倾向于通过哲学的“实现”
达到“哲学的末日”
，他们庆贺哲学已为政治所实现和为无产阶级所完成，并且在行动中已经死亡。
由此到理论实用主义，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步之差。
另一些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学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实证主义公式的样子，宣告了“哲学的末日”
；在这里，负责实现哲学，因而也是让哲学结束的，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行动，而纯粹是科学。
马克思不是也要我们停止空谈哲理，不要再做意识形态的幻梦，而回过头来研究现实吗？从政治上讲，采用第一种方法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多数是搞哲学的活动家，他们由于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政治，便把哲学当作行动的宗教；作第二种读法的人相反是一些评论家，他们指望从文章中找到内容充实的科学论述，以弥补教条主义哲学空洞宣言的不足。
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只要他们同政治和睦相处，就势必以对哲学问心有愧为代价：哲学作为实用主义、宗教或实证主义而死去不能算是哲学真正作为哲学而死去。
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哲学名副其实地作为哲学而死去。
为此，我们又以马克思的其他文章为依据，并采用了第三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
我们进一步说，“哲学的末日”
只能是对哲学的批判，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宣布那部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样。
因此，必须去接触实际事物，同哲学意识形态相决裂，并着手研究真实。
我们以为，这样做了就能保证哲学的实证性，但是，在转而反对意识形态的同时，我们却看到意识形态正不断威胁着“对实证事物的理解力，包围着科学，并把科学搞得面目全非。
我们于是委托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不断削弱意识形态幻想的威胁，而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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