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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资产阶级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封建主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出去（1789、1830、1848）；它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团结；它击败了教会，随后又收容了它，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同它分离；它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己装扮了起来。
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在历史上取得的种种其他地位，给了知识分子相当宽广的前途和活动余地，足够体面的职务，不少的自由和幻想，以便把他们笼络在它的法律之下，使他们继续受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除了个别的伟人外（正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才是例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给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并不感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
即使他们有人投靠了工人阶级，这些人也不善于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盖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就表现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如饶勒斯）或实证主义。
法国党不得不进行了大胆而耐心的努力，以消除“工运中心论”
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工人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本能的怀疑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工人在长期历史中多次积累的经验和反复经历的失望。
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法国工人运动同知识分子长期相脱离，而知识分子对于形成真正的理论传统却偏偏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否还应该补充另一条民族性原因呢？这是因为，在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130年里，法国的哲学史简直贫乏得可怜。
从梅恩·德比朗、库辛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它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唯灵论。
法国哲学鄙视历史和人民，同宗教结成紧密的联系，竭力反对唯一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
此外，法国哲学的不文明和无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最近30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哲学的愚昧思想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它窒息着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努力。
法国党是在这种理论空白的情况下诞生的。
虽然如此，它从我们唯一的和真正的民族传统中，即从马克思曾表示无比钦佩的政治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尽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并终于成长了起来。
它始终带着这一政治传统的烙印，因而有点看不起理论的作用，看不起哲学理论比看不起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更要严重。
虽然法国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是些大作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少数几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政治原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
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
，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
法国党就是在以上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没有建立起民族的理论传统，得不到民族理论传统的帮助，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没有一个能够造就出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去学会面对的现实。
因为，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没有真正的理论大师能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假如波利采没有为了经济学方面的紧急需要而牺牲了他酝酿中的重要哲学著述工作，他或许会成为这样的理论大师；可是，他只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心理学基础批判》中的天才谬误就去世了。
他是被纳粹所杀害的。
总之，我们当时没有理论大师。
我并不是说没有志趣高尚和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而是说没有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与我们思想接近和感情沟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
提出这后一项条件绝不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处于空白，而且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继承了一种表现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畸形的外省习气（即沙文主义）；由于这种外省习气，我们不愿学习外国语，并对法国疆界以外的思想和成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和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少数坚毅和勇敢的德语学者的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能向国外介绍的学者，除了奥古斯特·科尔纽以外，也许别无他人，这位得不到法国大学承认的英雄，默默无闻和单枪匹马地对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左翼”
和青年马克思作了多年细致的研究。
以上的论述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论贫乏，但却不能清除这一贫乏。
由于斯大林，我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虽然也正是斯大林，他在这件坏事中，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由于他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
，我们受到了第二次冲击。
当然，在此期间，生活也影响了我们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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