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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在刻板的两分范畴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明显地表现在功能的与根本的、连续的与间断的、“建构的”
与“解构的”
批判之间的区别中。
功能批判停留在既定的（经济、政治、艺术）形式的框架之中，它涉及的是非功能的细节，因而倾向于在已经存在的形式中达到一种更高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建构的”
。
功能批判只承认连续的变化和改变，而根本的批判则指向间断的、结构改造的需要，它要求的是改变既定形式的整体。
这种批判并不寻求改善现有的形式，而是要消灭它，以便为新的形式开辟道路。
与这两种极端相反，辩证法甚至在间断的变化中看到了一种连续性的因素——如果它是创造性的话。
旧形式中的某些东西必然会作为建设新形式的基础而被保留：它们必然是先前全部历史的一般人的结晶。
反之，一系列连续性的变化在质变中却呈现为一个总的结果，尽管旧形式决不会被全部消灭。
因此，创造性的批判既非遵奉主义的，也非解构的；其目的在于改变所有那些限制人之自我实现的历史可能性的形式（社会的、经济的、理念的和艺术的）。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显然是一个价值概念，它假定了一种精致的人类学理论，这种理论既包括描述概念，又包括价值概念——否定概念和理想概念。
辩证法缺乏这种得到清楚表述的人类学基础，便会具有一种矛盾的特点：它可能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被利用，并很容易成为意识神秘化的一种工具。
如果在肯定与否定、进步与倒退、进化与革命等概念中，普遍的人类内容被表述特定社会集团之有限利益的狭隘内容所代替，那么，辩证法就会从一种人类自我实现的方法变成特殊集团或统治阶层自我确证的一种方法。
批判的人类的关键范畴是：基本的人的能力、真正的人的需要和实践。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预设了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性之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潜在的先天倾向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正常人之中。
然而，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它们仍被闭塞、禁锢和阻挠着。
下面是这些基本的人的能力的主要例证：[25]
（1）无限潜在的感性发展。
（2）理性，即分析形势、把握规则、在不断的变化中发现秩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想象，人在思维、幻想和睡梦中超越既定界限的能力，即设计理想化的对象、人类和状况的能力。
（4）交往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意义上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不断增长的理解来自其他社会集团、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他人思想、感情、愿望和动机意义上的能力。
（5）创造性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永恒地重复同样的形式，而是引入各种新事物。
（6）协调同他人的利益和愿望的能力。
（7）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作出评价和选择的能力。
（8）自我意识，即人发展一种对自己、自己的潜能和可能的成长方向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能力。
由于这种能力，个人才能选择改变其生活方式、其社会角色和与他人的关系。
辩证人类学的第二个关键范畴是需要。
需要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关系，即一种双重的关系。
一方面，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必须不断地从其环境中占有和吸收一定的对象（内在化）；另一方面，人又必须不断地将自身置于其环境之中，不断地使其感觉、理智和体力对象化（外在化）。
需要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物理—心理的、客体—主体的关系。
就一定的对象、人类及其活动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言，需要具有一种客观的、物理的特性。
但需要同样又是主观的，是由于相对匮乏的个人经验所造成的紧张的心理条件。
吸收对象的匮乏和个体外化机会的匮乏，导致了一种饥饿感、焦虑感、渴望感和不安感。
在人的需要的结构中，有三个重要变量：
（1）人的基本能力。
这些能力越发展，人所达到的技能水平就越高，我们的需要也就越丰富，越高雅，越能更好地表达。
（2）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对象和人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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