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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已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工业，在20世纪的发展中更是如此。
对重工业的强调一直起着某种文化的作用。
这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考察“生产力”
的一般概念。
显然，我们要在基础上考察的是第一生产力。
但我们必须作出某些非常关键的区分。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是在特殊而专门的意义上来考察对应于那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劳动”
的。
《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极其艰深费解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这就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促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但是一旦涉及钢琴演奏者时，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演奏，他都不是生产劳动者。
因此，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演奏者则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考察文化活动、考察有关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一条死胡同。
但是，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那里分析的是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他这种分析模式中，他不得不赋予“生产劳动”
和“生产力”
的概念以专门化的意义，即以商品生产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的物质劳动。
但是，限制了在某种文化语境中甚至是极其危险地限制了“生产力”
这个核心概念，只要稍加提示我们就能明白，根据这个概念，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所谓他自己指的是他本身就是那种劳动，或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强调人创造了自身及其历史。
今天，当我们讨论基础和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关键问题是，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第一生产力，还是指的是社会和人本身的主要生产，即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前一种做法在这个命题的蜕化形式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如果我们把握了广义的生产力，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考察整个基础问题，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把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当作上层建筑性的因而是次要的东西加以抛弃；广义地来说，那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基础性的。
三、总体性的用途
但是，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一般命题带来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替代性的重要发展，即对社会“总体性”
的强调，这主要是跟卢卡奇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对立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有层次的概念。
实践的总体性这个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概念相吻合，然而它并不必然根据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解释这个过程。
如今，总体性这个词已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但它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限。
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由许多构成具体的社会总体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每种实践，而后只是补充说各种社会实践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是在更明显地讨论现实；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存在着任何决定性过程的主张。
我个人很不情愿这样做。
对于文化理论中的总体性的概念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总体性的概念是否包含着意图的概念。
如果总体性是具体的，如果总体性只是对各种混杂而同时出现的实践的认识，那它必然失去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意图的概念重新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重点。
因为，虽然任何社会都是这些实践构成的复杂总体，但任何社会同样具有特殊的组织和特殊的结构，这些组织和结构的原则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这些意图解释社会，在我们的所有经验中，这些意图始终是特定阶级的准则。
粗糙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是，人们过于容易接受表面上不那么粗糙的模式，如总体性的模式或复杂总体模式，但这些模式排除了社会意图的真相、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
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抛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因此，我很难把艺术和思想的过程视为人们常用公式中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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