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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庭的最好期待就是通过两个人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一点来保持家庭收入的稳定。
普遍缺少适当的、供应得起的日托对孩子们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虽然有“最低生活工资”
运动努力改善穷苦工人的命运并保护那些正被福利抛弃且被投入到不景气的劳动市场中的数千号人（参见第7章），但贫穷无所不在并且永远存在。
到处存在的老工业设备的改造带来了新的谋生资源，它们为邻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财富和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
近郊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消耗来自市中心的财富，但它们现在也存在着“问题”
，虽然许多工作正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
因此，财富发生了转移，不是进一步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它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s）”
和城市的“门控社区”
内。
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他们的“资产阶级乌托邦”
）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
在美国，他们中的600万人现在居住在门控社区内，与10年前的100万形成对比（Blakely，1997）。
如果社区不是门控的，他们就会在红线范围内很快构筑一个，所以巴尔的摩市的种族隔离情况（主要是通过阶级，但也包含强大的种族脉络）现在比以前更加糟糕了。
表8.2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巴尔的摩1980—1985
如这张明细表所阐明的，1980—1985年间的衰退给巴尔的摩地区带来了另一次强大的失业波。
这个表由1985年3月2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张图表改编而成。
星号标出的公司已完全破产。
在这些停产的案例中，早就经常存在着显著的逐步减少劳动力的情况。
零售业中失去的工作最终又恢复了，但那些制造业中失去的工作则永远地失去了。
例如，这段期间就是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业作为巴尔的摩经济主要成分的最后时期。
（资料来源：Harvey，1988）
一团糟的第二个主要根源在于机构的分裂和崩溃。
长期陷于财政困境的市政厅坚信削减政府始终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无论是否需要，它都减少公共设施（但同时却增加了对企业的补助）。
与郊区司法权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被控制税款、排斥穷人和边缘化人、维持富人的状态这些竞争性压力所压制。
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散，被郊区和乡村利益所支配的州现在抛弃了城市。
特别税额行政区开始出现，各个邻里可以根据财力不同而提供额外的服务。
既然财力各不相同，那结果就是把城市分割成一片片拼凑物，相对富有的人努力地在传播贫穷和堕落的海洋中保护自己。
总的结果就是都市空间的分裂和碎片化、是多样化中社会性的缺失以及对城市其余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已经难以驾驭，如果还不是完全失去功能的话——的局部保护性姿态。
举例来说，“市中心伙伴”
是由彼得·安吉洛斯所创办，他是该州最富有的律师，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老板。
（他从为钢铁工人代理职业安全和卫生事务起家，并在石棉诉讼中赚了几百万，这起诉讼使好几家大公司破产，伦敦劳埃德“名下”
的许多公司也因为愚蠢地为他们保险而导致破产。
）伙伴接管了市中心，试图把无家可归者——以及吸引他们的施舍处（特别是“我们每日的面包”
）——推到某一外围区，它甚至提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设立一个隔离的“无家可归者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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