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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厅与此保持一致，并寻求对所有低收入者住宅区的广泛破坏，希望迫使这些穷人离开这里而进入郊区，这与恩格斯很久以前的一个评述全然不谋而合，即资产阶级对其问题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推来推去。
制度改革的前景似乎无足轻重。
官僚政治和法律的不变性以及严格的政治机制安排之间的复杂混合产生了僵化的城市治理。
排他性社群主义、狭隘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由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所构成——在民粹主义层次上主要是种族方面，虽然在巴尔的摩偶然还会插入大量种族对立）、公司的利润欲望、金融上的缺乏远见，以及开发商的贪欲，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困境。
新的资源作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融入大城市地区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地形中，从而使得不平等和分裂（特别是在种族方面）都在加剧。
看起来，除了富人更加富有，穷人（主要是黑人）退回到赤贫以外，是别无选择了。
如果后者行为不当，他们总是会被监禁在巨大公共投资所建的另外一个地方，即新的城市改造机构。
在所有这些螺旋上升的不平等中，繁荣昌盛的公司和大型商业集团（包括媒体）以多个政治正确的宣言大力推广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学品牌。
他们反复强调的要点就是：对自由市场（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垄断的，独占的和政府补贴的）荣誉的任何挑战都会被无情地镇压或被挫败从而消灭。
我猜想，这些思想的力量是我们当前无助感的关键。
“别无选择”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全盛时期如是说，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同意。
公司化的媒体无情地、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口头禅。
一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暴力构型已经产生，它将不会容忍任何敌对意见。
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在名牌商品（包括有安全保障、门控设施和良好服务的高贵场所）之间自由地选择，但对于政治体系、社会关联的方式、或者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模式，总的说来，公民们是没有任何集体选择的。
如果说这种混乱局面似乎不可能改变，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确实“别无选择”
。
这就是与其他任何事情的愚蠢的不合理性相对的市场的极度合理性。
所有那些可能有助于确定某种替代方案的机构要么是被压制，要么——除了教会这种著名的例外——被逼屈服。
我们人民是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的。
但我们又是如何相信“别无选择”
的呢？用罗伯托·昂格尔（Rer，1987a）的话来说，为什么“在我们所居住的单调和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似乎总是无助的傀儡”
。
只是因为我们缺乏揭开替代方案并积极追求它们的意志、勇气和理解力？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在起作用？当然不可能是缺乏想象力。
比如，学院就充满了想象力的探险。
在物理学上，对不确定世界的探险是标准而不是例外。
在人文学科中，对所谓“想象力”
的迷恋到处都显而易见。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媒体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对替代世界进行集体探讨的幻想和可能性。
然而这似乎没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身边物质世界中日常生活呈现的可怕轨迹。
正如昂格尔（Unger，1987a）所述，我们似乎“处在看起来不可实现的梦境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
这真的是“梦工厂”
之间的选择吗？抑或什么也不是？
当然，竞争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主要的机构中——媒体和大学——开展了潜移默化的、阴险的工作，它们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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