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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一进入具体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立即用社会的眼光来看待经济规律，坚决反对用自然规律来说明社会发展。
在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朗格把社会规律自然化的方式，认为：“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
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
[18]。
这里，马克思关心的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
的东西，并始终用“历史”
的方法来说明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经济规律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在人们面前绝没有一个现存的、一成不变的经济规律可供认识，经济规律同样具有历史性。
对社会规律（包括经济规律）的把握是历史地变化的，“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
[19]。
因此，企图事先预见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认为有一个经济规律预先存在着，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规律的看法。
就经济规律制约人类历史行程而言，社会发展的确有一个大概趋势；就全部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意义上来说，经济规律的实现的确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
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20]。
把经济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把经济规律抽象化、预成化，其实质是回归黑格尔的“绝对计划”
。
如果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一致的中介，那么，社会工艺学则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
的中介。
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经济规律——物质变换——自然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工艺学——自然历史过程。
同时，社会工艺学与物质变换之间又有着直接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把分工看作是生产力与所有制之间的中介关系，“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21]。
但是，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当时还没有从“活动”
中剥离出来，马克思当时对所有制的关系更感兴趣。
因此，马克思当时把所有制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即“部落所有制”
、“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形态”
的概念，并作出两项推进：一是用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来取代以所有制划分历史，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历史的坐标转换了；二是给社会经济形态下了一个定义，即“社会的经济结构”
。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化了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容。
分析了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工具发展史，并把人的生产工具同动植物的器官进行了比较，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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