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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自己对于这种合理利己主义说得十分透彻，他写道：“差不多所有其他一切动物，各自到了成熟以后，便完全独立了，而且各自在自然的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然而人是经常需要自己的亲近者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要靠人家的恩惠来获得这种帮助，那一定是靠不住的。
与其如此，他不如去打动人家的利己主义，并且向他们表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反而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获得饮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的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声诉，所以我们永不向他们申说我们自己的要求，而只是讲他们的利益。”
[8]对于斯密的这种人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做过深刻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9]恩格斯说，这“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
……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10]。
18世纪的哲学、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学观点，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弱点，即机械性，完全否认人的能动方面，严重影响了人的问题的科学解决。
“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
[11]理论的逻辑要求突破这种机械性，这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的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
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问题是属于那些不能不使每一个人焦虑不安的问题。
康德把人的问题概括为“人是什么”
、“我能够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能够希望什么”
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并以此来构建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是他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学理论的框架，他把此书第一部分又分为“论认识能力”
、“论愉快和不愉快的感性”
、“论欲望能力”
三卷，恰与《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相呼应。
康德认为，人是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
作为感性存在者，人受自然界的必然性支配，也不比动物更有价值。
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
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是目的”
；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可以“意志自律”
。
“人是目的”
和“意志自律”
这两条道德律令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思想。
没有辩证法，就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学思想。
黑格尔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以及对事物、历史自身辩证运动过程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无疑起了良好的启发、诱导作用。
黑格尔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思想、理性，在于人能意识到自己，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
由于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所以人能够认识必然，从必然走向自由。
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突出了作为活动者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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