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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是人作为主体的资格，也是人作为人的资格。
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应当是平等的。
马克思反对由于人们出身的不同而决定人的人格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的存在……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产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
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生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公贵族等等”
[79]。
但是，对于人类的每一个体来说，人和主体是不同的。
有的人表现了主体性，具有人格，有的人没有主体性，丧失了人格。
所以，人和人在人格上是有所不同的。
精神病患者或许过去曾经是活动主体，具有健全人格，但现在由于失去了自控能力和自主意识，其行为缺乏连贯性、目的性，因而也就失去主体资格，成了一种“病态人格”
。
我们说有人在交往中丧失了国格、人格，也是指这种人不是作为独立的活动主体与人交往，而是为了个人私利奴颜婢膝、任人摆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的人格状况也是不同的。
“‘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80]既然人的社会特质是不同的，因此作为人的社会特质的人格也是不同的。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私有财产、剥削和阶级，人在社会生活中是以活动主体的身份出现的，“显得较为崇高”
。
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而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奴隶和农奴被作为奴隶主、地主阶级的会说话的工具，完全屈从于主人的意志，因而是被看作没有人格的。
“中世纪完全不讲‘个人权利’或‘人格权利’。”
[81]文艺复兴大讲人的解放，也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人格尊严。
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
的时代。
所谓“巨人”
，也就是人格健全的人。
这表现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说渊博方面”
，表现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
，也表现在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人则两者并用。
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82]。
正是在这个意义以及人对自然作用中主体性增强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人格的普遍提高”
；列宁指出：“也正是资本主义使个人摆脱了农奴制的一切束缚，使他变成商品所有者（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他和其他任何商品所有者是平等的），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
[83]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人格提高的作用是有限的、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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