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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
以“形而上学”
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一种同现实的人无关的“终极存在”
出发去理解真、善、美，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
这种哲学形态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它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
因此，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3]哲学应该从“天上”
来到“人间”
，关注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关注人类解放。
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代课题。
这一时代的内在矛盾、时代课题必然要在理论上反映出来。
首先在理论上反映这时代课题的，是英国和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找寻规律性”
[4]。
傅立叶认为，“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
。
在傅立叶看来，社会运动规律就是“情欲引力规律”
，人类内在的情欲与外在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社会的变革是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而不是依行政系统为转移的。”
圣西门进一步指出，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形式都好，但这仅仅是形式，而确立所有制才是本质。
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石。
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实际上就是提出了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制度。
欧文又深入一步，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制度。
按照欧文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比一百多年前大得多，是一种“新奇的生产力”
，然而，这种本来可以消除贫困的手段却成为制造贫困的工具。
“由此可以断定，现存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实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
因此，生产力状况“这是要求迅速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意义特别重要的标志”
[5]。
这表明，欧文已经意识到了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真实关系。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不仅肯定并探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探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傅立叶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时期，即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包括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每一个社会走完了它的年富力强的历程之后，便会进入凋谢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人类开化初期、奴隶制度、神学和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
（即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实业制度”
，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即使“中世纪”
也不是“历史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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