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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批判实质上无所作为，无伤资本主义制度的宏旨，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指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宏伟叙事”
式的批判，归根到底仍服膺于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
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明显不同，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二者都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二者在当代能够不期而遇。
把握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遇，从理论上来说，应注意二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和东方与西方关系的理论。
在当代，“全球问题”
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上，还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上，而所有这些异化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的人”
的观念有着根本性关联。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理性的人”
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
马克思哲学则不再承认人先天具有一种普遍的理性本质，并认为所谓“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是不存在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的特性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
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而非认识的关系。
马克思早于海德格尔就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是“在世界中的存在”
，人并非是透过他的孤独自我的窗户去看外部世界的，在他认识世界之前，他已处于世界之中。
与此相应，马克思哲学极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通过实践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使“自在之物”
转化为“为我之物”
；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自然界对人的“报复”
问题，“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31]。
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哲学最早提出“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
，以及“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问题，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32]，并认为应从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双重关联中去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类学的自然界”
。
应该说，这一任务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况马克思哲学为完成这一任务指出了必由之路。
这无疑显示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后现代主义所谓“人的终结”
的论断，也是要求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锋芒所指就是笛卡尔以来的“理性的人”
的观念。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启蒙活动以来，“我思”
主体的心灵或精神分离并对立于外在的物质世界，从而导致“人类中心主义”
，这不仅造成了当代西方的文化危机，而且也造成了当代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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