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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现代主义试图给人一个新的定位。
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
[33]。
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人的先在性、中心性和超验性，并明确宣告：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
，人的自我形象“是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
。
在格里芬看来，“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种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的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的本质。
相反，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他与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34]。
这就是说，人本质上是通过自己的活动自我创造、自我塑造的产物，对人来说，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
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也极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后工业社会”
或“后现代”
，“‘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
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
。
[35]因此，后现代主义也并不是只讲“否定”
、“摧毁”
，实际上，它非常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力主消除“现代性”
所设置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
由此出发，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生态主义”
和“绿色运动”
，并力图“为生态运动所提倡的持久的见解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
。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格里芬的“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
这一名言了。
后现代主义所谓“人的终结”
，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异化的人的批判，它要求重新审视人的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正是基于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认同海德格尔关于“人是自然的守护者”
的论断。
在我看来，这一论断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一致的。
纵观整个20世纪，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取向，然而，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换言之，以“西方中心主义”
为基点的普适性历史话语是否合理？在对这个问题，即关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的思考上，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存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
马克思哲学的故乡是欧洲，但马克思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其立足点无疑是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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