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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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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哲学不像文学，不是以人物、情节、故事，而是以概念、命题、规律来反映对象的，故似乎与时代无关。
实际上，任何哲学都是对时代课题一种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的理论解答。
无论是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
，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无论是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还是解构主义高深莫测的“个性”
……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
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也只能如此。
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即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
、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
，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根本上说，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生产。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义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是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它一方面解决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无计划性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刺激消费实现对生产的引导，并把个人的消费活动纳入规划之中，个人成为消费规划的执行者。
这种福特主义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自身的极限。
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社会过量的生产力与资本市场的不匹配，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产市场的崩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使得西方国家生产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阿拉伯国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形成了一种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
这种调节系统依靠的就是“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
，即所谓的“弹性生产”
，并使“灵活积累”
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机制。
同时，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的普及化，科学成为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电子网络成为资本世界市场构成的主要技术构架，先进的电脑系统能够容纳全新而强大的数学模型，能够高速执行交易；随着资本的金融化、虚拟化，资本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而复杂的电信系统即时连接全球的金融系统，线上管理让资本得以跨越国界，横跨全世界而运作：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活动促成零件的标准化，使最终产品能够以弹性生产的方式定制，并以国际组装组织起来。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
[1]。
生产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进行反省。
生产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阶级构成的变化。
随着知识与技术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
[2]，这就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概括为：“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工业的，但这是各种政治制度的共同情况；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官僚主义的，所有权在其中的地位缩小了。”
[3]这一方面使企业以至整个社会的官僚科层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新的阶层（特别是技术和白领行业）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阶级的构成和性质。
这是其一。
其二，全球资本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入资本市场，形成了多重剥削关系；社会物质基础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与发达国家的“工人”
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上的，什么是工人阶级因此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其三，消费社会的兴起使社会主体不再锁定在阶级这个“普遍主体”
上，而是弥散在学生、少数族群、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以至同性恋者、失业者等边缘人群上，这些人反对组织化生产的压抑，甚至通过吸毒来对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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