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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相反，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因而在本质上是批判的。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5]。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通过理论批判取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
、“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一系列的批判使马克思对理论本身以及其他各种理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以高瞻远瞩的智慧解答了时代课题，并以巨大的超前性预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
因此，德里达断言，“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
[6]，并认为只要这种批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就能结出硕果。
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想必会认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一起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而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激励。
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7]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联系在一起的。
德里达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其批判精神是最有活力的部分，而方法论是最有价值的本质的方面，批判精神通过方法论体现出来，方法论的价值通过批判体现出来，而解构本身就是一种方法，“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
，“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做是一种解构”
。
[8]
这就是说，批判、解构和方法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过时，我们必须继承；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方法，而是其完整的方法论。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而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把方法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并非德里达首创。
卢卡奇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方法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结论都错了，但只要其方法正确，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仍然不可超越。
在这一观点上，德里达同卢卡奇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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