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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一方面强调方法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必须继承的遗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把这种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固定在形而上学的本质论的总体性中,固定在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固定在国家机器的历史中,是应该抛弃的。
问题在于,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或所有结论都应抛弃,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方法论就难免虚无缥缈了。
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主义”
的根本精神或本质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理论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整个演绎过程和结论都值得怀疑,那么,所谓的根本精神或本质同样值得怀疑,甚至应该抛弃。
但是,我注意到,德里达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重申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一观点的,而且德里达又是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思想大师,所以,德里达的观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9],并体现出巨大而深厚的解构功能。
德里达的见解的确包含着合理因素,但他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或方法论。
德里达从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出发,寄望于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以挽救这个趋于破败的世界。
由此,马克思主义对德里达而言,也就喻示着一种乌托邦精神:“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也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它也知道这并非最后的或最初的结论)。
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
[10]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属于一种对即将到来的绝对未来保持开放的经验的运动,也就是说,属于一种必然是不确定的、抽象的、旷野般的经验的运动,这种经验被托付、被展现、被交付给一种等待,即等待另一种经验,等待事变的来临。
在德里达看来,犹如当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也在当今世界徘徊,它“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
[11]。
透视《马克思的幽灵》,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对你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都是具有某种哲学和科学形式的谋划或者说允诺的绝对独特性的继承人”
[12]。
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像达尔文思想或弗洛伊德思想一样,已经与现代文明交融在一起,像牛顿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一样,已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中的一大部分”
[13]。
德里达由此认为,“资本主义所能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
[14]。
的确如此。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它的问题,而是它早已客观存在并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了。
从总体上看,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当代意义,这是德里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主导思想。
在我看来,这也是《马克思的幽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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