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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转向”
问题在学界已有了自觉。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
使得它的立论基点已大为不同。
17世纪以前的哲学更多关注“世界的本质”
是什么，似乎弄清了它，其他疑难都可迎刃而解；认识论的哲学则是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
，它要求在对世界作出判断以前，应先对认识的可靠性和可能性作出回答：而语言学的哲学则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
，它对前两类问题并未简单否定，但强调要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
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语言学转向”
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一脉里。
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学的中心地位。
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结构主义虽未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但仍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
（Parole），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
（Language）或“普遍的语法”
。
“语言学转向”
在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中也有所体现。
早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中，就提出了美学等于语言学的新观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此在”
（人）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伽达默尔同样也把语言置于解释学美学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非理性转向”
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美学中，“语言学转向”
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美学中；但这只是大体而言，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转向”
在两大主潮中常常交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个“转向”
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巨大覆盖面和普遍性。
两次“转移”
和两个“转向”
，从另外两个维度上展示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和理论特征，是对两大主潮的描述的必要补充和展开。
[1]参见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6页。
[3]罗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4页，伦敦，1915。
[4]参见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罗蒂编：《语言论转向》，导论，3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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